“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一年清明节来临，只不过今年的清明节天气晴好，轻风徐徐，正是人们扫墓踏青的好时节。路上行人车辆络绎不绝，路旁油菜花一片金黄，山岗上鞭炮声此起彼伏。二程离县城不远，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回到了老家。站在父亲的坟前，荒草萋萋，纸灰飞扬，我的思绪随着那袅袅青烟，飘回了遥远的从前。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他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帮衬，上要赡养年迈的爷爷奶奶，下要拉扯我们兄妹六个长大，一大家子的生计，全压在他和母亲瘦弱的肩膀上。

在那大集体的年代，挣工分才能分到粮食。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天未亮，他已扛着锄头出门；月上梢头，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为了多挣点工分补贴家用，他还常去姚家田四里畈的砖厂出窑。砖窑里温度灼人，粉尘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可他从不叫苦喊累，总是默默扛着繁重的活计，一干就是大半天。就连下雨天，他也难得落屋休息，不是修农具，就是编筐篓，总也闲不下来。他和母亲勤扒苦做，一年到头，家里仍是缺粮户，但好歹能让一家人囫囵填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受冻。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离世，父亲独自一人主持家务，披麻戴孝将老人妥善安葬。那些年，他日夜守在老人床前，嘘寒问暖，端茶送药，无微不至。村里人都说，父亲是出了名的孝子。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孝心，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家风。

那时家里穷，穷得叮当响，但父亲始终坚定一句话："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我和姐姐都读到了高中。那时候家里缺劳力，生产队的活计常常堆积做不完，可父亲从不让我们辍学回家。他咬着牙，一个人扛起几个人的活，硬是把我们供到了毕业。即便最终我们没能考上大学，父亲也从未有过一句抱怨，只是轻轻拍拍我们的肩膀，温声说："尽力就好，日子还长。"

过年，是我们一年里最奢侈的期盼。新衣服总要等到腊月三十，才能从塆里裁缝那里取来。家里喂了猪，可好肉大多要拿去还账，我们只能吃猪头肉、猪蹄这些边角料。可父亲总有办法，把寻常食材做得喷香入味，把简简单单的年夜饭张罗得热热闹闹。他看着我们穿上新衣、大口吃肉时眼里的欢喜，比自己尝了蜜还要甜。

父亲天生一副热心肠，村里人但凡找他帮忙，他从来不会推辞。谁家挑草头缺人手，他二话不说扛起扁担就去搭手；谁家犁田地忙不过来，他放下自家未做完的农活，转身就去帮忙。常常因为帮衬乡邻，耽误了自家农事，母亲偶尔会埋怨几句，他却总是憨憨一笑："都是一个塆的乡亲，帮衬点是应该的。"

分田到户以后，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父亲识得几个字，为人又公道正派，被推选当了多年的队长。邻里之间闹了矛盾，他总是耐心调解，两边说好话、讲道理，直到双方握手言和；队里分东西，他秤平斗满，公私分明，从不偏私半分。那份和善与公正，让村里人提起他，无不竖起大拇指。姐姐出嫁、我成家立业，全都是父亲一手操劳。他忙前忙后置办酒席、招呼宾客，把喜事办得妥妥当当。而我们渐渐长大的同时，岁月也悄悄染白了他的青丝。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五十好几，他还跟着我们去武汉卖苕，凌晨天不亮就起床装车赶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吆喝叫卖，从不喊苦叫累，总笑着说："能动就多干点，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后来我们弟兄外出打工，家里只剩老人和妇孺，父亲依旧闲不住。有一年村里河道干涸，他已是过六十岁的年纪，却不顾天寒水冷，毅然下水踩藕，冻得手脚通红也毫不在意，只想着让在家的儿媳和小孙子能吃上一口新鲜的藕片。

可长年累月的辛劳，终究拖垮了他的身体。中风之后，父亲手脚不再灵便，却依旧要强，坚持自己砍柴、做饭，凡事尽量自己动手，不愿拖累后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6年，父亲走了。在一个寻常的秋日，他安静地闭上双眼，就像劳累太久终于沉沉睡去。这一年，父亲68岁。

我俯下身子，跪在父亲的坟前，点燃一炷香，烧上一沓纸钱。山风呜咽，松涛阵阵，恍惚间，好像又听见父亲憨厚爽朗的笑声，看见他终日忙碌的身影。

父亲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他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农民中的一个，用瘦弱却坚实的双肩扛起生活的重担，用粗糙却温暖的双手托起儿女的未来。他用一生教会我们勤劳善良，教会我们正直公道，更教会我们：无论日子多苦多难，都要挺直腰杆，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

纸灰化蝶，随风飘散。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您操劳了一辈子，如今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如今您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我们定会牢记您的教诲，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这深深的怀念，穿越生死的界限，化作清明时节最绵长的思念。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2026年4月2日

（写在父亲去世二十周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