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普胜揭竿。董必武播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来已久的造反传统，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加上正确的革命思想指导，红安能不石破天惊？果然，郑位三拉开农民起义序幕。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领导黄麻起义建政建军。72勇士到木兰山打游击。戴季英回忆起义军不会打仗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钟灵毓秀 代有人才
红安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的地方。雄伟的大别山横穿县境，构成县北群山迭宕，莽莽苍苍，沟壑纵横，林深路隘，有名的天台山、老君山屹立于群山之上，俨如两员主将；县南半山半丘陵，群岭逶迤，各成系列，似一支支劲旅在主将的统领下行进在大地上。大自然给这一方土地构造了僻静幽险，进退裕如的地理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人像山一样坚强，水一样灵秀，还有点桀骜不驯的精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讲，这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确也如此，历朝历代，代有精英。
元朝末年，各地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统治，纷纷揭竿而起。大别山地区的农民群起响应。铁匠出身的邹普胜，在七里坪一带聚众起义，号称“红巾军”。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在七里坪南数里，隔倒水河相望，有塔巍然耸立，名曰双城塔，邹普胜曾屯兵在此。其南有打鼓岭，北有系马冲，皆因驻扎过农民起义军而得名。邹普胜率起义军从七里坪南下后，与罗田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一同作战，打出“推富益贫”的旗帜，拥有百万众，连克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湖南、福建数十州县后，在蕲水（今浠水）建立了政权，国写“天完”，推举徐寿辉为皇帝，邹普胜为太师，位列百官之首。
何谓“天完”？传说是一位会测字的军师所献。他将元朝国号“大元”分开，在大字上面加一横便是天字，元字上面加宝盖头便是完字。其意义就是：替天行道，灭掉元朝，正合邹、徐的心意，便采用了这个国号。你看，邹普胜、徐寿辉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何等有气魄，何等了不起！
在天完政权和红巾军中，黄安这块地方（当时尚未建县，分别隶属麻城、黄陂和黄冈县）的官员将领颇多。他们挥师大江南北，杀得元朝官兵望风而逃。在胜利声中，起义军内部争权夺利，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杀，取而代之。邹普胜运筹帷幄，能征善战，陈友谅仍以他为太师，不久亦被害。陈友谅最后被朱元璋吞并。从此“红巾军”不复存在。徐寿辉、邹普胜创立的天完政权，尽管只存在10年时间，但对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大明朝起了重大作用。
明朝中期，又出了名盛一时的“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定向、定力皆进士出身，官至尚书、御史，为朝廷重臣，遇事敢谏。定向上疏救海瑞，定力上书陈述税收官吏贪赃枉法，皆轰动一时。定向在他的任期内，应乡绅和百姓之请，向朝廷上疏，陈述在麻城、黄陂、黄冈三县交界地方，因离县治较远，匪盗为患，民不聊生。建议设县。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朝廷批准建县，始名新安，因属黄州府管辖，不久改为黄安。划麻城太仙乡、黄冈中和乡、黄陂滠源乡为县辖地域。原三县边界疏于治理，人心不齐。合二为一后，人心振奋，焕发出新的活力。从此新生的黄安县在鄂东大地上渐渐崛起。定理则专攻学术，是有名的理学家，与李贽极友好。李贽是福建泉州人，时任云南姚安知府，后去官来黄安隐居，在天窝书院、洞龙书院讲学著书。所著《焚书》、《藏书》、《续藏书》有一半是在黄安写成的。那个时期，黄安的文风日盛，书院遍布各地，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与日俱增。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不少的文武官员。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清初康熙皇帝微服私访七里坪求贤的趣闻轶事。
“自古黄光多异人。”传说明末清初，黄（安）光（山）间的天台山、莲台山里，住着72位贤士。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有的官至七、六、五品，不愿为官，隐居深山老林，以樵为乐，以僧为伴。康熙得知此事，在巡视江南时，微服私访七里坪，以游学先生的身分与72贤士晤面，论诗文，话时事，有意请他们出山从政。72人无一肯从。康熙叹曰：“此乃真隐士也”。殊不知这些贤士鉴于明朝的腐败，已厌于仕途，又认为清朝是满族专权，心里不服。所以甘隐山林，直至老终。这段传闻也留下了历史遗迹。在七里坪枣林岗附近有一条山冲叫活水冲，冲里有一座石桥。康熙离开七里坪，所乘车子的车轮是用铁皮包的，滚过土路便留下辙印，滚过石板也留下痕迹。但车过石桥时，因石板坚硬痕迹全无。康熙说“此桥不驭”。从此无名的石桥便叫“不驭桥”。康熙喜欢大别山的风光，边走边看，不觉日已西沉，见不远处有一寺庙，就叫人去庙中借宿。和尚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答是游学先生。和尚欣然答应。该寺新修不久，一般称它为新寺，尚未书名。晚上，和尚请游学先生题写寺名。康熙书为“兴国寺”。和尚看了觉得奇怪：怎么将新寺写成“兴国寺”呢？和尚请署名，不书。第二天，临走时才写：康熙某年御笔。和尚欲拜，康熙已乘车而去。从题寺名的用意看，康熙到七里坪求贤是为了振兴国家，想必是认真的。可惜“不驭”。这“不驭”二字一语双关：一是那72贤士不好驾驭，二是与“不遇”谐音，求贤不得等于不遇。纵观历史，黄安人有一种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不作奴隶作主人的传统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清朝表现更为突出。据《黄安县志》记载，全县农民起义先后达5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县南的夏嗣伯组织“朋人会”，聚众数千，“横戈过市，影响很大”。就是到了民国初期，还有3次农民起义。这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人。
播种育人 根深叶茂
清朝到了后期腐败无能，导致列强入侵，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勇敢地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号召和领导全国仁人志士，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这年岁次辛亥，故称辛亥革命。黄安有不少志士参加起义，其中较著名的有潘怡如、陈铁侯、江迪生、吴百川等。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起和领导过多次起义均告失败。这次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因革命党人在起义军中事先作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军中秘密发展士兵参加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潘怡如是这些革命团体的奠基人之一。他虽不是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但他在准备起义和起义后的危急局面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为保卫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他四处奔走，领军作战，最后还是被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他因此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信心，后来，逐步转向了共产主义。1931年成为秘密共产党员。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开，正在黄州中学任教的董必武无比激动，愤然剪去辫子，表示要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第二天，他便去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从此，这位秀才为扭转乾坤而奔忙。
1912年春，袁世凯篡国，辛亥革命遂告失败，忧国忧民的董必武，百折不挠，继续寻求革命道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迅速波及全国。黄安的董必武、张国恩在上海，倪季丹、赵子建、郑南宣等在武汉参加了这场划时代的革命运动。他们运用书信和报刊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不断地告诉本县的知识界，使偏僻的山乡也掀起了“五四”运动的热潮。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经董必武等人的启发和引导，戴季伦、曹学楷、郑位三、江子英、陈铁侯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去武汉、北京读书，寻求新的革命知识，然后又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自己的家乡。经过知识分子的反复宣传，广大的农民群众也日益觉醒。
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董必武、张国恩，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汉俊。他带回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这些书。董必武读了这些书后，接受了马列主义，由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董必武后来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个划时代的转变，不仅使董必武走上新的革命道路，还为故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五四”运动后，董必武、张国恩回到武汉。为了唤醒民众，他们决心从头做起。1920年3月，董必武、张国恩等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
武汉中学是为革命而办。她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品学兼优，思想进步，赢得社会上的一致赞誉。全省各地纷纷送学生去就读。尤其黄安、麻城、黄冈、罗田、黄陂等县，进入武汉中学读书的学生日益增多。仅黄安一县到该校读书的就有30多人，其中第一批去的有董必武之弟董觉生、张国恩之子张仁达、外甥余义民，还有王鉴、雷绍全、杨献平、王文凤、王秀松、方自强、王度、韩鹏举、邹圣裔、汪运富等。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到学校作校工，并为董必武开展革命活动当秘密交通员。与此同时，红安另有一批学生如王文煜、张之乐、余文治、王文魁等到启黄中学，戴季伦、戴克敏、徐希烈、邓用中、王文焕、冯德浩等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郑位三到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刘建安到共进中学，曹学楷、郭天民到中华大学附中，戴季英到第六中学，江子英、江竹青到高师附中，彭年到湖北省立政法专科学校等校读书。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给董必武、张国恩写信，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张复信表示同意。董必武即与在武汉中学任教的陈潭秋商量，陈极表赞同。接着董又与赵子健联系，赵也同意。于是，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首先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机关设在龙神庙。同时，在广州《惟民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的鄂城人刘伯垂，由穗返汉途经上海，被陈独秀吸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小组要刘回武汉后与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一同发展共产党组织。刘到武汉与董必武联系，然后又发展了包惠僧、郑凯卿等人。9月间，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等，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内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机关设在武昌多公祠5号。从此，湖北诞生了共产党的组织。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7名党员中，黄安籍的就占3名。黄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是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的。
1922至1923年，董必武扩大工作范围，除主持武汉中学工作外还到省一师、启黄中学任教，与陈潭秋一起到共进中学、中大附中、高师附中、政法专科等校活动，积极发展党、团员。黄安在这些学校读书和工作的董觉生、王鉴、雷绍全、余义民、张培鑫、戴季伦、王文焕、徐希烈等加入了共产党，王度、吴茂骥、刘建安、余文治等加入了青年团。他们是继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之后，黄安较早的党团员。
1923年冬，武汉中学首届生将毕业，学生中的党、团员要回到家乡去。鉴于黄安尚未建党，董必武与武汉区委研究决定，先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回县去发展。年底，黄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黄安工作组在武汉中学成立，其成员有董觉生、王鉴、雷绍全，负责人为董觉生。1924年初回县后，党的工作组成员又增加了王文焕、徐希烈、余义民、戴和伦等。不久，董觉生赴苏联学习，党的负责人为王鉴。在党的工作组回县前后，董必武曾3次回乡，深入城镇农村，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帮助发展党团组织。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湖北党组织和黄安党组织的缔造者。
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1925年黄安党组织由城镇发展到广大乡村，建立了7个跨区的党支部，有党员近百名。党的工作组改称中共黄安特别支部，直属武汉区委领导。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黄安党组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开展农村革命。董必武又及时作出指导，强调农村革命一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好工农大众；二要打倒骑在劳苦大众头上的土豪劣绅，让老百姓翻身作主人。有董必武掌舵，黄安这艘革命航船便快速前进。
早在去年，全县就秘密成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当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黄安人说反就反，一夜之间就变成革命的黄安了。广大农民不仅组织起来了，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自卫军。最为人称道的是吴焕先。他很有革命的预见性，在上级未下令成立农民武装之前，就在箭厂河秘密成立了三堂革命红学，较早的将农民武装起来。吴焕先的“三堂红学”闹革命，与贺龙的“三把菜刀”闹革命一样，成为鼓舞革命斗志的生动故事传颂至今。党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还成立工人、妇女、商民、学生、儿童等群众组织。到1927年春，一个以打土豪、除劣绅、反帝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大革命运动，在全县掀起了高潮。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起来闹革命，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是其他地方农民运动中所没有的：一是以农民协会为主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全省率先公开镇压了8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搬掉了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石头，让老百姓扬眉吐气，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无限伟大；二是以农民自卫军为主体，抗击外逃土劣勾结河南光山反动红枪会对县北农民协会的进攻，虽是原始的农民战争，但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让不懂军事的农民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黄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村大革命运动的开展，给这块钟灵毓秀之地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外，还涌现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如工人出身的李先念、周纯全、曾传六、袁克服、刘飞、詹才芳等，农民出身的程昭续、吴永达、王建安、张仁初、汪立波等。他们都是在董必武播下革命种子后成长起来的。黄安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党以后领导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麻暴动 勇士如云
1927年夏秋之间，风云突变。继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遂告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改组清乡的旗号，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黄安县城到处张贴着通缉令，悬赏捉拿以董必武为首的92名共产党员。凡被捉去的党员如张之乐、夏国仪（王鉴妻子）等，立即处死。在白色恐怖中，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动摇、叛变、出走。县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些成员，也以各种借口离开战斗岗位，销声匿迹。曾经是轰轰烈烈的黄安，变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怕压、不怕杀的。他们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与反动派展开斗争。这些坚定的革命派中，有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郑位三、曹学楷、戴季伦、陈定侯、戴季英、陈翰香、郑友梅、戴雪舫、徐朋人、熊奠勋、王秀松、江子英、叶耐青、方谦寿、曾海洲、詹献庭、江竹青等；有从事农民武装工作戴克敏、汪奠川、高建斗、吴先筹、赵赐吾、吴永达等；有从事工会、农民协会的郑行瑞、郑大开、阮德臣、田开寿、熊邦山、明汉华、邹圣裔、周纯全等。还有在“7.15”事变前，由省农协派来黄安接替高建斗担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的黄埔军校学生、黄陂人潘忠汝。
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他们成了黄安革命中坚。
县委成员中唯一留下未走的是郑位三。他临危受命，重组了县委并代理书记。新的县委紧紧掌握县农民自卫军，将革命活动中心转移到县北七里坪。然后他与陈定侯一道去武汉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书记罗亦农在听取黄安情况的回报后，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让他们看了《两湖秋收暴动计划》，要他们赶快回去组织暴动。
9月中旬，正是农历八月中秋节前后。郑位三、陈铁侯在从汉口返回七里坪的路上，看到萧瑟秋风中的农村一片冷落，心情十分沉重，决心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们回到七里坪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以防匪保家的名义在各地建立防务会，成立义勇队，组织和训练农民参加暴动。会后，与会者分头下到各地进行发动。
9月26日，紫云区程卜畈300多农民，在程昭续的率领下首先举起暴动大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程瑞林，将他的浮财全部没收。接着长冲500多农民在戴季英的率领下，把檀树乡的反动土豪劣绅捉拿归案，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分别进行了处理和罚款。七里坪店员工会负责人郑行瑞、秦绍勤率领店员和商民暴动，镇压了反动商会会长李业阶，没收了他的财产。仅一个星期，七、紫两区的工农暴动已达20余处。按照规定，在暴动中没收的财产一律用来购置武器。另外，紫云的十丈山庙、七里的张李家等地还建立了简易兵工厂，自制来复枪、撇把子枪和刀矛。通过购买和制造武器，千方百计把农民武装起来。与此同时，麻城县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后，在与黄安邻近的乘马、顺河两区也有10余处农民暴动。
但是，由于对“八七会议”精神领会不深和对土地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在各地惩办了土劣和反动分子之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致使一轰而起的“九月暴动”趋于停顿。10月中旬，郑位三、戴季英再去武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他们去汉不几天，郑位三因操劳过度，身染重病，戴季英暂代书记。郑在武汉治病期间错过了参加黄麻起义的机会，但他领导的“九月暴动”，为黄麻起义揭开了序幕。
10月下旬，湖北省委为加强对黄安、麻城工农运动的领导，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等到七里坪。他们在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贯彻省委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共黄麻特委，不久改称黄安特委，符向一任书记，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刘镇一为负责人。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王志仁任书记。会后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下到各区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11月11日，特委又在文昌宫召开第二次会议，认为武装暴动已准备就绪，决定夺取黄安县城。会上成立了黄安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汪奠川、王秀松、王志仁等组成，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
在指挥部领导下，还成立了一部分区级指挥机关。黄安方面有：戴季英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曹学楷任紫云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郑友梅任城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王秀松任桃花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麻城方面，王树声、徐其虚分任乘马、顺河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此外，黄安方面还有戴季伦、陈定侯、高建斗、徐朋人、吴先筹、戴雪舫、明汉华、熊奠勋等在各区领导农民武装参加暴动。
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黄麻暴动开始了。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另一个排在黄麻光边界上担任警戒，以防河南反动武装进犯），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义勇队中影响较大的有：潘遐龄率领的潘家河义勇队、阮德臣率领的阮家店义勇队、郑老四率领的郑必高义勇队、徐仕奎率领的火连畈义勇队、明汉华率领的土库店义勇队、曾海洲率领的七里坪周围义勇队、吴永达率领的张石河义勇队、叶耐青率领的叶家畈义勇队、刘本华率领的万田畈义勇队、程昭续率领的程卜畈义勇队、吴行忠率领的箭厂河义勇队、吴维余率领的油榨湾义勇队、李思禄率领的杨李家义勇队、赵赐吾率领的东岳庙义勇队、詹以锦率领的詹家垸义勇队、郑植良率领的马鞍山义勇队、方思发率领的刘家园义勇队、肖崇善率领的檀树岗义勇队、刘天华率领的龙井冲义勇队、高崇德率领的高桥河义勇队、李天忠率领的桃花义勇队、张豪金率领的张李家义勇队等。晚10时，潘忠汝、吴光浩等率攻城部队从七里坪出发向县城挺进。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二程等区农民武装也从各自所在地向县城进发，配合攻城。一路上人们唱着《暴动歌》：
反动统治我们要推翻！
土豪劣绅我们要杀完！
工农们，齐暴动，
实现共产同把身翻！
显出锐不可挡之势。午夜时分，黄安城周围集结了3万余众，人人摩拳擦掌，等候命令，准备进攻。
这时，暴动指挥部的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等在离城不远的三里店进一步研究了攻城方案，决定用围攻结合的办法，快速夺取县城。部署是：各区农民武装在城外形成多层包围，农民自卫军和部分义勇队组成攻击队，选好地点攀城而入直捣巢穴。研究完后，潘忠汝宣布：由吴光浩带队攻城。他们想到大家对吴光浩还不太了解，便简要地介绍说：光浩同志参加过北伐战争，前不久又参加了鄂南暴动，他的战斗经验比我们丰富。他带队攻城会取胜的。吴光浩当即表示一定完成作战任务。会后，吴光浩请戴克敏、汪奠川一边绕城察看地形，一边听他们介绍城墙和城内的情况，很快就选好了进攻地段。
14日凌晨，总指挥潘忠汝下达攻城命令。一时锣声四起，“呵火”喧天，参加围城的农民武装，手持刀矛、鸟铳、锄头，在火把的映照下，奋勇向前。吴光浩带领的攻城队伍，由自卫军打先锋，义勇队殿后，像一条出水的蛟龙，向预定地段飞奔而去。
这个地段在县城西北角。不大的黄安城座落在一条山岗上。西北角的城墙筑在山坡上。冬季少雨，护城河水很浅，没有设障碍。兵临城下，就可攀登。所以选在这里作为突破口。吴光浩指挥梯队架好梯，突击队分成多个小组，互相掩护，奋勇攀登。在此之前，潘忠汝指挥3万多人已在城外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城内的穷苦百姓也自发起来配合。城内的守敌只有警备队，战斗力不强，在声势浩大的暴动队伍面前，吓得心惊胆颤，抵挡不住。战斗进行不久，攻城部队就从西北角攻入城内，打开四门。集结在城外的各区农民武装，潮水般地涌入城内。反动武装被淹没在农民暴动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抵抗多久，就被消灭。
这次战斗，全歼黄安县警备队100多人，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以下官吏16人，缴枪180多支，子弹90多箱，军钞数百元及大批财物。我攻城部队仅牺牲吴登行一人，伤10余人。有些人负伤是因为没有作战经验造成的。参加攻城的义勇队队员吴先恩后来回忆说：“当我乘梯子快爬上城墙时，觉得脚背一阵疼痛，便喊道：哎呀，我的脚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后面的队员马上扶我下梯。他们把我抬到偏僻处一看，原来是城墙上掉下来的砖头砸伤的。引得大家一阵豪笑。接着我们又去攻城。”从这个小小的插曲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麻暴动不同于“八一”南昌暴动，也不同于湘赣边秋收暴动，那两次暴动都有正规部队参加，黄麻暴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暴动，所以在战斗中带有浓厚的农民习气。但是，就是这些英勇无畏的农民，在长江以北地区率先举起红旗，使暴动取得了成功。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意义更深远的是，暴动造就了一大批工农革命骨干，如木匠李先念、窑匠徐海东、少林寺和尚许世友、茶房杂役周纯全、长工王建安、陈再道，以及不是工匠就是长工或放牛娃的吴先恩、周业成、程启光、程儒珍、程坦、曾传六、袁克服、吴世安、徐深吉、秦基伟、郑如星、汪立波、韩卫民、张仁初、刘飞、李世焱、邹国厚、罗应怀、耿锡祥等，他们后来成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
黄麻暴动夺取县城后，贴出鄂东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此次暴动的意义，要商家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城内秩序井然。下午4时忽得侦探报告，说敌30军一个团已进到离城20里的地方。指挥部考虑到暴动部队彻夜未眠，已是人困马乏，决定退出县城，将所有缴获运往七里坪。6时许，农民自卫军从北门撤出，敌人从西门进来。刚被农民风暴席卷过的黄安城，硝烟和血腥味尚未散去，它的余威犹在。敌人见到一座空城和被镇压的官吏尸体，惊恐万分，一夜不敢入睡，15日即逃窜。
指挥部率暴动部队返回七里坪后，着手成立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作好进城的准备工作。16日，经过短暂休整的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开进了县城。还组织了宣传队，宣传夺取政权，成立农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沿途群众和城内商民，纷纷放鞭炮欢迎，高呼“拥护农民革命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革命气氛异常热烈。
18日，在县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中央搭了个大台。两边挂着用红纸写的对联，十分耀眼。那对联是：
痛恨绿林兵，假充白日青天，黑暗沉沉埋赤子；
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这副对联是城内一位叫吴兰陔的秀才写的。他出身于小商家，同情劳苦大众，不满封建军阀的统治，常用诗词、对联讽刺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据说是他作的，至今在群众中流传。农民暴动胜利后，他打心里高兴，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用赤、橙、黄、绿、蓝、紫七色嵌入联中，用鲜亮的颜色写新军队，以暗淡的颜色写旧军队，形成了强烈对比，使人更加喜新恨旧，并发出了“拥红军”的欢呼。当时虽有南昌、湘赣边等地举行暴动，但没有人称工农革命武装为红军，只有吴兰陔这样讲。他是全国最早将工农革命武装称为红军并写入作品中的人。
这次大会有两项重要议程：一是建立政权，二是建立军队。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开始。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由曹学楷、王秀松、戴季伦、陈定侯、吴先筹、张心灼、程昭续、田开寿、周纯全等9名委员组成，曹学楷为主席。会上，曹学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把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天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曹学楷的讲演，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群众高呼：“农民政府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土劣贪官！”“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大家都为有了自己的政权而高兴不已。
继农民政府成立后，接着建立军队。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由徐海东率领近10人的黄陂河口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1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2路，河口农民自卫军编入第一路，派徐海东仍回黄陂去发展农民武装。全军共300余人。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潘忠汝兼1路司令，戴克敏兼1路党代表，吴光浩兼2路司令，刘文蔚任2路党代表。这就是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也是推动鄂豫皖武装斗争的最初动力。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时，举行了阅兵式。总指挥潘忠汝在参谋长汪奠川的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然后在欢呼声中发表讲话。他说：“莫看我们穿的是农民装，拿的是土武器，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打败广人广货。”“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下我们的江山……”总指挥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更提高了革命军的斗志。这次暴动使黄麻两县的义勇队发展到4万多人，仍以区成立指挥部，对义勇队进行整编和训练。
19日、20日，黄安各区接连不断地开大会庆祝。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和河南光山、商城等地也纷纷派代表到黄安祝贺，并表示：“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六百多年前，邹普胜在七里坪发难后建立过天完政权；六百多年后，黄麻人民又在七里坪发难，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时代前进了，事物发展了。黄麻暴动比邹普胜起义，无论从纲领到行动，更完善、更广泛，更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
喋血山城 转战木兰
黄麻暴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威慑了敌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通讯社11月29日从汉口发出惊呼：
“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应为本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改组委员，各局所委员等16人均被杀。此后旬日，农军踪迹已遍及全县。首领闻系湖北前农工厅长董用威，董籍隶黄安。自清党即率党徒（多武汉中学生） 潜赴县北之七里坪举事，并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
这则通讯所讲的事实基本相符。但说首领是董用威（董必武）那是他们的推测。实际情况是，“七一五”事变后，董必武根据上级的指示离开了武汉，转赴莫斯科学习去了。董必武虽未参加和领导暴动，但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开花、结果了。可见董必武对黄麻暴动的贡献很大。
此时，国民党桂系与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刚打完派系仗。桂系占据了武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忙调驻河南的12军任应歧部“进剿”黄麻。在此之前，国民党的杂牌军也容不得黄麻农民暴动，曾不断地进攻过黄安城，均被鄂东军和义勇队击退。大家觉得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认为“派一个团不敢来，派两个团打不进，派一个师未必有。”产生了轻敌思想，更不知道暴动胜利后转到农村去发展，建立根据地。而是呆在县城，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怎么也想不到这条路走着走着，不久就走不通了。
12月5日，敌12军教导师闻清霖部从豫南绕道宋埠，奔袭黄安城。城内守军视为小股敌人来犯，据城固守。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也纷纷驰援。战斗从晚上12时到翌日4时，虽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人攻破。鄂东军和义勇队同敌人反复拼杀，才突出包围。解放21天的黄安城又陷敌手。这次战斗，我军伤亡重大，县委书记王志仁在南门牺牲。王是河南光山县柴山堡王家垸人。1924年在武汉启黄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黄麻暴动前受湖北省委派遣来黄安任县委书记。鄂东军副总指挥刘光烈在东门的东北角与敌激战，以身殉职。刘是黄陂刘家湾人，黄埔二期生。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后参加南昌起义，转战闽粤，在汕头失败后潜回湖北，被省委派往黄安参加并领导暴动。总指挥潘忠汝为掩护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率部突围，几出几进城门，最后身负重伤，由吴世安等抬往紫云区在潭畈河牺牲。
敌占县城后，接着进攻七里、紫云和麻城乘马、顺河等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趁势还乡，与12军一起疯狂进行报复。各个村庄被烧掠一空，大批参加暴动的干部、群众惨遭杀害。黄安七里坪店员工会负责人秦绍勤，七里区防务会宣传股长张南一、城区党员王明宏、杨志洪等和数以千计的党员和群众被杀害。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等和400多名群众被杀。反动派妄图以血腥的手段将黄麻地区的武装革命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是扑灭不了的。
12月中旬，从县城突围出去的鄂东军陆续回到七、紫地区。原想以黄安北部的九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九焰山传说是薛刚反唐时驻扎过的山寨，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寨内可容数百人，但一片荒芜，与山下群众相隔很远，不便开展活动，到那里去不合适，便另行计议。下旬，符向一、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戴季英、徐其虚、廖荣坤、江竹青等在紫云区木城寨开会讨论。会议认为敌情严重，有不消灭我们下止之势。我们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要打出去，把敌人引走，减少中心区的损失。吴光浩提出到木兰山活动。他是黄陂木兰山下蔡吴家人，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大家一致赞成。会议决定留吴焕先、甘济时等少数人在当地坚持外，多数人到木兰山活动3个月再回来。会后，符向一取道麻城去武汉。在此之前刘镇一也去了武汉。黄安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走后，其活动也停止了。此后湖北省委就直接向黄安县委下达关于鄂东军的行动指示。这时的县委书记由戴季英代理。
12月下旬，鄂东军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经清点共72人，42支长枪，9支驳壳枪，在吴光浩、戴克敏等人的带领下，昼伏夜行，29日到达木兰山。
这72人是烈火中炼出的金刚，是继续高举黄麻暴动旗帜的旗手，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应永垂青史，但没有文字资料记载下来。黄麻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戴季英1982年深情地回忆说：“去木兰山的72人，和以后上木兰山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无名英雄，有的人连姓名也没留下就牺牲了，每次想起来我心里很难过。现在我能记得起来的人有：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王树声、廖荣坤、林柱中、丁茂富、郑福东、张忠国、李继先、张心灼、陈再道、程启光、邱江浦、江波、陈福润、戴道普、曹学道、方思发、郑老四、郑遵敏、郑植璜、戴本魁、王景、吴行忠、余士明、董纯阶、石生勇、叶耐青、吴永达、潘遐龄、李成道、李绍启、刘大如、刘本华、詹学道、阎常如、刘天华、王宗彦、来显焱、方思发、黄家寿、戴先汉、郑芽绿（诨名芽绿，真名记不起来）、王豌豆（诨名豌豆，真名记不起来）、董孝玉、吴先筹、晏仲平、张忠顺、徐朋人、戴季伦、戴先诚、戴学诗、X保纯。”时间过去55年了，戴季英老人能记起连他在内的59人已是很不错了。从这59人的籍贯看，百分之八十是黄安人。这些英雄当然还应包括未上木兰山而留在当地去外地坚持斗争的人，他们是暴动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1928年1月1日，鄂东军在木兰山的雷祖殿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全军不足80人，分3个队，每队20多人。然后又由七军领导人和黄安县委、县农民政府负责人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组成党务委员会，形成统一领导。这5名成员除吴光浩外全是黄安人。他们是在暴动中最早成长起来的黄安的军事干部。
部队改编后，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活动，四处张贴黄安县农民政府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第7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兵不厌诈。第7军还大肆宣扬：“我们是打前站的，大部队还在黄麻……”用这种办法迷惑敌人，鼓舞群众。第7军一边宣传发动群众，一边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1月上旬，吴光浩带一个队，首先镇压了李波臣父子，他们是杀害黄陂县委书记吴光荣的罪魁祸首。接着各队在张家湾、塔耳岗、柿子树店等地惩办了一些土劣和反动头目。木兰山地区的革命局面被迅速打开。1月17日，第7军又袭击长轩岭敌人据点，破坏电话线路长达数里，中断了敌人的通讯。23日，又乘农历年关敌人疏于戒备之机，打下了反动堡垒罗家岗，缴枪19支，打开当铺和粮仓，让群众取当、分粮，一连3天，前来领取衣物和粮食的人成千上万。这些胜利震惊动了敌人。12月底，敌12军一个团便向木兰山进攻。第7军党委会向省委请示行动方向，回信说如能返回黄麻老区即回去，不能刚自己决定行动，总的要求是不能被敌人消灭。
这时，得知黄冈县委在大崎山举行暴动并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6军。党委会决定将部队分成几个小组，由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戴季英分别带领突出敌人包围，到黄冈去打游击。留曹学楷、徐朋人等在木兰山、洪界山一带坚持，收留原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人员。不到一月，收集了60多人。为扩大影响对外称第8军，徐朋人任军长。他带着只有一条半枪（因一支长枪断了枪托）的部队与敌人捉迷藏。这便是后来流传的徐朋人一条半枪打游击。第7军于2月初到达黄冈，与第6军会合不几天，遭敌军“进剿”，两军分开游击。第7军向罗田转移，因群众基础较差，不便久留，于3月初又回到木兰山，在塔耳岗附近与徐朋人的第8军会合。党委会决定两军合编，8军番号撤消，第7军有140余人，长短枪80多支。
3个多月来，第7军在强敌如林中谋生存，求发展，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戴季英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写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由于数月以来日夜的游击与和各辗转，觉得游击战争要‘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这是当时闲谈八‘要会’，是环境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主观感觉，还没有形成文字。后来，到1928年冬中央指示说：‘失利后（指黄安城失守——笔者注）的方针与方向是对的，努力完成了党的使命，游击战争开展很好，大有成绩……’。回到木兰山地区不多日，又得知敌人要进一步地有计划地来消灭我们，于是在洪界山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变策略。为保存现有力量与便于发展，决定埋藏长枪，持短枪，穿便衣，分成数小队，积极扩大游击，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的群众，加强地方工作，军队党组织兼管地方党组织。为适合便衣队的游击战争，在战术上决定：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这几句成文的简单术语，以后在实际中一直运用着。”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关于第7军转战木兰山最早的文字记载。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武装斗争的一大进步。有了这个进步就为后来走向边界割据奠定了基础。
3月下旬，根据洪界山会议精神，第7军编成4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等待时机，准备打回黄麻老区。全军缩编为40多人。其余的人分散隐蔽，做到召之即来。这4个短枪队立即向四面出击：戴克敏、徐其虚带一个队由黄安县南进到县北活动，王树声、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率一个队到河口以北，汪奠川带一个队在木兰山附近活动，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等在黄陂与黄安边界上做发动群众的工作。4支短枪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后在枫树店镇压了麻城福田河反动民团团总彭汝林，在汉口至宋埠的公路上处决了被群众称为“屠夫”的敌黄安县公安局曹局长。不幸的是，3月底汪奠川所带一个队在汪家西湾与敌遭遇，全队12人除戴学诗被捕叛变外，其余壮烈牺牲。这是转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汪奠川既是董必武的学生，也是毛泽东举办的武昌农讲所的学生。他闹革命是从家庭开始的。1924年在武汉中学读书时，就给地主父亲写信说：一块银元一斤肉可以吃，一块银元一斗田不要买。家里的土地应该还给种田人。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从农讲所回来，他在县农民自卫军工作，任过自卫队军指导员，善于管理部队。汪奠川的牺牲不仅使七军失去了一位好参谋长，也使黄安失去了一位早期的红色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