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今红安）自古就土地贫脊，经济落后，艰苦的生存条件使得一代又一代黄安商人离开家园，外出打拼，在经济界、商界奋力拼搏，勇立潮头，虽然今天红安较之江浙、沿海一带，商业经济、商业意识明显落伍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曾经取得的骄人业绩，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商业文化。
那么黄安商人曾经创造的商界传奇到底有多大呢？可以这样形容，黄安商帮作为楚商中（湖北商人）最杰出的代表，成就的商界传奇在很多方面几乎不亚于闻名全国的两大商帮——晋商和徽商。为什么这样说？理由如下：
一是黄商文化在湖北影响最大，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力。提起鄂商，圈外人可能会认为它是以“无陂不成镇”之说的黄陂人，或从商较多的仙桃人、天门人为代表，其实不然。据有关资料记载，“长期以来，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而真正能作为楚商代表的却是黄帮商人（以红安、麻城为主体）。据有关专家介绍：“水运发达时期，黄商（红安、麻城地区）作为楚商代表，占据汉口、沙市、老河口等要塞，一度掌控长江中上游的棉花交易，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红安县志》等有关史料中也记载，晚清至民国时期，黄安商人的棉花贸易经营在全国居老大地位。2012年12月，湖北在研究楚商时已明确提出应首先将黄商（黄安、麻城商人为主体）的兴衰史作为楚商文化的代表进行研究，可见其影响力。
二是黄安商人的足迹遍布全中国。红安县志记载，“清朝年间，黄安的商人曾经遍及上海、武汉、沙市、襄樊、重庆等地，推销土布、棉花等，发展为巨贾，被当地称为“黄帮”。除此，还有一批出外卖药的，或叫“打飘”的，全县约3000人，分西南（云南、贵州）、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两帮，春去冬回，每人每年能赚银洋千元。”据了解，仅湖北襄樊一个黄安籍商人开的商号就有正昌美、正昌荣、泰昌和、德丰厚、正大恒、德昌永、阮祥太、张元太、钟复盛、程交泰、李交泰、永远福、彭元昌、王世昌、王全和、胡万昌、周福太、周福万、和发兴、刘福康等20余家。
三是黄安商人在全省、全国建立了庞大健全的组织机构。清朝前期，黄州府民众经商风气不浓，雍正《湖广通志》所载湖北风俗中记载，“罗田县无商贾、百工、方伎之术，黄梅县不事商贾”。到了乾隆年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黄州府民众在外地经商活动趋于活跃，其中麻城县在汉口经商的商人，为了团结同乡，互帮互助，更好的开展商业经济活动，提出在汉口设立帝主宫的想法，即成立一种便于同乡联系的商业组织，当时曾有黄安籍商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同行是冤家，不必要成立此机构，但是麻城人还是首先在汉口建立了帝主宫，即为此后的黄州帮。黄州帮内以麻城人人数最多，黄安县和黄冈县（包括今黄州区、团风县、武汉市新州区）人数次之，此三县尤其是黄安县和麻城县人形成黄商的主体，另有蕲州、蕲水、广济、黄梅、罗田五县商人纷纷加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商业经济势力。后来黄州帮中的黄安籍资本家先后在沙市、襄阳、老河口、重庆、宜昌、陨阳、陕西等地设立帝主宫，并担任值年，即负责人。从此，黄安的商业机构遍及鄂西北、汉江流域、江汉平原各地的沙市、重庆、老河口、郧阳、陕西等商业重镇及各地城镇乡村，规模庞大、网点众多，盛名远播。”如，有资料记载，黄安县永河区的吴景棠是“黄州帮”最先扎根沙市的经商者，沙市帝主宫就是由他兴建。清朝末年，吴景棠成为黄安全县最大的商人，其后代吴俊臣当过沙市“帝主宫”多年的“值年”（负责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广义的“黄帮”，指黄州帮，以黄安、麻城、黄冈（今黄州区、团风县、新州区）三县人为主体；狭义的“黄帮”，仅指黄安帮，原因有二，一是黄州帮内的巨商十之八九是黄安人，二是除汉口帝主宫为麻城人所建外，其余各地帝主宫基本为黄安籍资本家兴建。此外，麻城人在黄州帮的发展壮大中也是功不可没，主要基于两点贡献，一是黄州帮是由麻城人首先倡议并在汉口建立的。二是黄州帮中麻城人人数最多。
四是黄帮组织机构、建筑现在成为各地“文物保护遗址”。汉正街的前身就是黄帮建立的帝主宫，现长江沿岸的“帝主宫”古建筑，皆被各地列为“文物保护遗址”。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起始建筑“帝主宫”，也在消失67年后于2012年再现人间。可见黄帮的影响。
五是黄帮商品经营范围广。黄安商人的经营范围涉及棉花、土布、药材、粉麦、绸缎、锡器、白铁、烟土、房产，还兼营米谷、茶叶、桐油、禽蛋、木耳、笋干、川糖、川盐、杂货、水产品、畜产品等。做小生意的也很多，如做竹篾、豆腐、豆芽、面筋等生意，还有铜铺、锡铺一类的手工匠人，黄帮人经营的粉坊在沙市民众中名气较大。
六是形成了黄安籍巨商群体。民国时期黄安永河区和八里区的江、吴、程、谢作为全黄州府最大的四大家族，他们的财富指数在全湖北乃至全中国都有很高的位次。有资料记载：“黄州帮中之势力最大者，以黄安人为主”。除江、吴、程、谢四大家族外，黄州帮中资产排名靠前的几乎被黄安人垄断，有名的巨商有：程海门、程栋臣、吴俊臣、吴伯池、江钜卿、谢炎山、赵鉴平、王巨城等。黄安永河区的吴景堂家族则从清初开始到清末、民国时期，历经200余年长盛不衰，一直是湖北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巨商。一位黄安商人的后代告诉笔者，他祖父、曾祖父辈解放前一直在汉口、襄阳一带经商，在汉口繁华地段拥有半条街的资产，解放后不知是充公还是生意亏损怎么的，总之，这些资产都失去了。但他祖父当时在黄安只能算是一般的商人，什么名气也没有，可见黄安县当时的巨商之多。现在，他们后代只是作为一般的工薪阶层，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七是黄帮产生了在中国排名前十、湖北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黄帮的领袖人物－－黄安县永河区椿树村邹家湾的程栋臣、程沸澜兄弟，拥有的资产在晚清、民国时期富甲湖北，排名全国第七，湖北第一。程氏家族创造的“排名中国第七”的财富记录至今在湖北还无人能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所周知，中国的富人历来都集中在江浙、广东、还有山西、安徽一带，排名全国前十、前一百的富商、大家族从来都鲜见湖北人的身影。时至今日，福布斯富豪榜前100位中找不到几个湖北人，前十位更是让楚人想都不敢想。如，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前400位中只有六个湖北人，这六人分别排名55、70、80、267、282、357位。由此可见，程氏家族的创富有多成功、有多传奇。
八是黄安商人为武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黄安程氏家族在武汉、上海创办纱厂、大办工业企业，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为武汉市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创办的武汉第一棉纺厂，被称为“湖北纺织工业的缩影”。 程氏家族握有武汉第一纱厂、丽华打包厂的大部分股权，总号设在汉口黄陂街安庆里一座老式的里弄房子里，上海、沙市设分号。现在还保存完好的汉口沿江大道的钟楼，就是他们兄弟所建。程家在武汉有1000多处房地产，控制武汉房地产半壁江山，差不多半个武汉都是程家所建。还有武汉汉正街的形成，也是首先基于黄安籍商人在汉正街购买房产，创办帝主宫，以后逐步形成的商圈和批发市场。
九是黄安商人都能回报家乡，造福桑梓。二十世纪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名著《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中指出：“黄州帮商人势力为湖北之冠，因此，由邑人捐设书院的数目比它府多，黄州书院40所中，私人捐设15所”。红安县志记载，黄州帮领袖人物程栋臣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捐白银4万两，建立“学田”，命名为栋臣学产，成立黄安县栋臣学产管理委员会，支援黄安家乡兴学，该田产每年收利承担了当时全县教育经费约五分之一的开支，为黄安县四十年代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之一。
黄安商人之所以最后没有达到晋商、徽商那样的知名度和成就，也没有在全国形成楚商或鄂商的品牌，主要原因有：
一是晚清湖北重工轻商。晚清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大办汉阳铁厂等工业企业，对湖北的重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他重工轻商、重农抑商的执政思路也限制了湖北以及黄安商人的进一步发展。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支点》杂志主持的“楚商精神”分论坛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所长徐凯希分析，“黄商最终未能形成像晋商、浙商一样的知名商帮，与大势有关。当时，清末张之洞主政湖北18年，大兴钢铁等官办企业，产业上形成“官强民弱”格局，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晋商徽商为什么能做大？因为晋商是以老乡为基础形成的商帮，主要做的是官方生意，走的是官商勾结的路线，他们靠近北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上层，并且也抓住机遇博得了朝廷的好感，他们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的支持；徽商则是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商帮。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礼好义”，“以义取利”。
二是时局动荡，没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首先，风气云涌的革命浪潮，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庞大的红四方面军军粮军需征缴，军阀混战，这些不利因素接踵而来，而他们的家乡黄安恰恰又是全国革命声势最大的几个地方之一，财富积累过程中离不开剥削穷人、榨取剩余价值的黄安资本家最后都成为被革命的主要对象，一部分商人、地主被处决；其次，在他们主要经营的城市武汉也连年军阀混战，动荡的时局、天下大乱的态势为他们最后走向衰败埋下伏笔。史料记载：“正当“黄州帮”在武汉顺风顺水，蒸蒸日上，高歌猛进之时，国共合作，革命北伐，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汉口“黄州帮”十大资本家争先恐后逃到上海。当时“黄州帮”从武汉各地调沪的现金不下1500余万两，多数存进上海宁波路几家老资格的钱庄，如“恒通”、“仁亨”、“福源”“怡大”，他们宁愿相信私人资本而不相信合股性质的银行和合伙公司。”
三是后期自身不团结并开始沉沦。黄安商人后期进军上海滩后，自身不团结、经常窝里斗。有文章记载，“黄州帮”在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之初集体挺进大上海，本来是一次走向蓝色海洋、走向快速发展的绝好机会。黄帮大量资金集中上海干什么呢?主要搞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十里洋场的香风臭气熏得这些“土老帽”头昏眼花，很快掉进大染缸。他们白天跑交易所搞投机，夜晚赌钱吃花酒，丢掉了原来克勤克俭的老作风。1931年世界棉花大跌价，使黄帮资本大伤元气。
黄州帮虽为同乡会组织，但内部并不团结。黄帮2号资本家黄安籍商人吴伯池兄弟自家明争暗斗，黄安军人张国权也带领一些流氓歹徒打上门来，借口其汉口代经理叶锡桐当过棉花工会主席，是共产党，大敲竹杠。在政治上，黄帮资本家也大唱对台戏。程家叔侄程沸澜与程子菊一个参加国民党、一个参加民社党，在竞选时搞得满天乌云。在旧上海受影响最大的，是黄帮的下一代不肯好好读书，走上歪路，沉沦堕落，造成黄帮后继无人，终于全部没落。
最为悲哀的是，保持旧传统的老式资本家，也没落到好下场。有件事不可不提。1928年春季，黄安土匪出身的某军人勾结“宏庆升”花号上海管事刘汉宾的外甥江剑秋，秘密将程海门长子（19岁，在上海读书）绑架，并写信勒索，严禁报警，否则“撕票”。程海门立即密报巡捕房。绑匪见程家未送款，将人质砍成数块，扔入垃圾桶内。巡捕房发现此案与江剑秋有关，便将其判处绞刑。这是1928年轰动大上海的一宗绑票案。
四是解放初期国家政策不支持私营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等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黄安商人的经济活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彻底消失，部分商人的罪行被清算。如，解放后，一代巨商程栋臣因在战争年代曾出售物资给国民党，涉嫌资助敌人被逮捕入狱，他们兄弟的财产被全部没收。
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纪检组 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