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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张艺 罗伊璠 记者 雷宇

长征路上，后来成为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有件“万宝囊”。

80多年后，人们在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中看到它时，已经边角泛黄、布满灰渍。

今天下午，32岁的纪念馆讲解员程星对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介绍，长征路上的“军中四老”之一董必武有个习惯，在这块厚帆布做的马褡子里，除了他最喜欢的书籍，还常常会装进一些捡来的破损的布、棕片，做成特制的草鞋。“把棕片拿布带一绑，就可以穿着它继续行军了。”

一块马褡子见证了这位当时已年近五旬的长者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出发前，党内元老何叔衡问董必武，你是愿意随军还是留在根据地？董必武回答，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走得飞快，你受得了吗？董必武说，我在中央苏区已经经历过的，一天跑60里没问题。

当年年底，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队伍里女同志单独编队，选来选去，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这就意味着他一方面自己要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艰难行军；另一方面还得带领着30多个妇女干部（包括4个孕妇）、伤病员和60副担架进行长征。

为躲避敌机袭击，军队夜行不能点火把，每逢雨天路滑，肩上扛着担架寸步难行。途中，董必武常常要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大家，往返跑了比别人多几倍的路程。有时他替她们换换肩，太疲累了摔在泥坑里，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一阵欢笑。

这位前清的秀才甚至编出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妇女队员们也把他当做慈父看待，编顺口溜夸他，“有了必武，我们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这个队伍里的保护神慢慢被称为长征路上“三不停”的人：思考问题脑子不停、手脚忙不停、嘴巴教育不停。

董必武深知，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

而每到驻地，董必武把背包一撂，总是要到战士的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办法用热水烫烫脚等等。

多年来，作为董必武纪念馆的馆长，戴剑华女士搜集了董老无数的故事。对于13位一大代表中仅有的两位建国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者之一，万里长征中，危险时时都在身边。

在部队过大渡河时，河边道路崎岖窄小，都在半山腰上，下面河水水流湍急，而部队在夜行军中，不能打火把，加上下雨路滑，稍不留神，就有掉下河的危险。

为了照顾正在发烧生病的饲养员，董必武把自己的马又让给饲养员骑，他边牵马，边手拿木棍拨草探路前进。在一个斜坡外，下面是悬崖，马不肯走。他使劲一拉，马突然朝前一跑，他连人带马滚下坡去，幸好被坡下的小树挡住。

面对围追堵截，董老常常思考,革命的道路到底怎么走？最困难的时候，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对于这位“五朝敝政皆亲历”长者，跟党走，是他曲折人生中最坚定的革命选择。

“父亲曾说有两件事，让他放弃功名投身革命。”董必武的大儿子董良羽曾回忆，“分别是贡院风潮和窥探挨打。”

1903年，不到18岁的董必武参加黄州府府试，一名拒绝被强行搜身的考生被差役打死，董必武和其他考生一怒之下包围了贡院，封锁龙门，最后抚台派兵舰来镇压，这次风潮才被平息。

接着，董必武到武昌参加乡试，走到衙门前时，他好奇地朝里边张望，一名衙役突然揪住他，见他衣着破旧，土里土气，就以“窥探”的名义拳打脚踢了一顿。这让他认识到，“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

令这位从辛亥革命中走出的老革命感到欢欣的是，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而他，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扭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今天下午，“再走长征路”的记者环绕红安县内的董老骨灰埋葬处缓缓走过，这首董老103年前离家出走重投革命时写下的诗句显得如此真切而动人。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湖北红安8月1日电

作者:张艺 罗伊璠 雷宇

责任编辑: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