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家彰显好家风

一家志从戎  将门出将子

1915年，程启文出生在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镇谢家咀。家有四斗薄地，不能糊口，全靠父亲到安徽六安搞长途贩运、当脚夫度日。他的父亲有兄弟四个，由于家里穷，只有父亲一人成亲，其余三个叔叔都没能成家。程启文原本有个弟弟，但出生不到1个月就夭折。

14岁时程启文跟随表叔去当红军，当时村前的倒水河水还没涨起来，程启文赤脚刚一过河，就听见父亲从后面边跑边喊“你要去当红军，赶紧上路!”

程启文强忍住泪，朝父亲深鞠一躬，毅然离去。程启文找到红军招募处，编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三大队当传令兵。不久，到师政治部当勤务员，历经战争的洗礼，程启文最后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少将。

查淑英（1917-1983）安徽安庆人。程启文少将夫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宣传队员、军工厂负责人、教导员、协理员。1955年响应党的号召复员退伍。1983年因病逝世。

夫妻俩生育四子四女，除四女儿出生后送给无生育能力的战友收养外，其他子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将军夫妻俩言传身教，严厉教育下，程家诞生二位新一代共和国将军。此子程志，生于1947年，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进入总政歌舞团，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2001年被授予共和国文职将军。四子程晟，生于1951年，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员。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曾任参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教导大队大队长，广东武警边防指挥学校校长，广东武警总队副总队长，2003年4月任福建边防总队总队长。2006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边防总局参谋长。2008年12月任广东公安边防总队政治委员。200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从不以特殊身份寻求特权，而是凭借自身拼搏努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彰显将门虎威，取得骄人成绩。

听从组织安排，甘心担任卫队长

1943年春，谭震林亲自选派时任团长的程启文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临行前，谭震林叮嘱了又叮嘱：“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海东同志！”徐当时重病卧床已近四年，行军全靠担架抬行。程启文路经大柳营，见到了陈毅军长。陈毅军长一见他说：“谭震林同志告诉了我，要你去海东同志身边做警卫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程启文说：“没有意见，听从组织分配。”但他流露出一种情绪，不愿离开前线。

陈毅军长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海东是一位有才能的指挥员，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都要关心他。你的任务，是要让海东休息好。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陈毅军长还再三叮嘱了许多话。

陈毅站起身，那双微笑的眼睛，忽然严肃地瞪着程启文，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同志丢了！记住！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要兵给你派兵，要钱给你送钱，一定要让海东休息好，把病养好！”

程启文谨记二位首长嘱咐，迅速来到徐海东身边，立即整顿警卫连队，每天细心地安排着徐海东的生活。他们首要的任务是避开鬼子的扫荡，防止日寇的偷袭，保证徐海东的安全，同时要想办法找医生，采购药品，凡是徐海东要吃的东西和要用的药品，当地没有，程启文就派人化装成老乡到南京去买，使徐海东的病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徐海东要读书，程启文就托人买来，念给他听。

程启文在徐海东身边工作大半年时间，徐海东教了许多知识给程启文，让程启文受益匪浅。同年11月，徐海东的病渐趋稳定，部队团级干部缺额，谭震林政委写信请求徐海东将程启文调到他那里去工作。于是，程启文回到六合县北竹镇张王营村子，担任路东军分区来（安）六（合）支队司令员。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启文历任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第154师师长。1953年到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后历任第55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当新四军第四支队时期的老战友们提到程启文这位组建第四支队的“有功之臣”时，都多少有点惋惜，为之不平。

有的老部下说:“程启文派到第四支队时，与先后来的萧望东、张体学、赵启民、成钧这批干部，职务差别其实并算不大。但后来，他就没有这些人的‘路子顺’。他也算是老资格了，1929年参加红军，抗战初、中期的团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师长，1957年就当了副军长，而且是原起义部队(陈明仁为军长的第55军)的第一副军长，半个正军级了，但授衔只是大校，1961年晋级少将，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军职。真有点可惜了!”

又有老战友说:“程启文其实该算是有点‘背景’的:他是郑位三的‘老表’——似为表兄弟关系，实情不详，但肯定是亲戚关系。找找关系肯定不一样……”

还有的说:“说起来，‘老病号’(徐海东)对程启文是最亲的，抗战期间，程启文其实是给徐海东大将当警卫。而且，徐海东对‘位老’又很亲近，所以是最能为程启文说话的。”

有的老战友因自己没享受好的待遇，向他倾吐时，他笑着说：“伙计，知足吧，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这又算得了什么！”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程启文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始终是“嘻嘻哈哈”的形象，看不出个人进退荣辱在他身上有什么影响，他都不计较，始终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无怨无悔。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坚守原则  刚正不阿

程启文对子女要求很严。1959年8月下旬，长子程平东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学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全家都很高兴。程启文找程平东认真地谈话，告诉他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特别是若学成被派出国，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艰苦朴素等等。谈到儿子的将来时，只说：听从组织安排。

1955年部队要实行军衔制时，妻子查淑英已是营职干部，国家百废待兴，地方各机关单位，急需像她这样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她完全可以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程启文一家正在武汉，将妻子转业到地方工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而且他的许多战友都是湖北省的领导，只要他打个招呼，也是不难办到的，但夫妻二人却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查淑英迅速办理了复员退伍手续。

程启文为人豁达，性情刚烈。将军不仅严格要求家属，而且以身作则，从不做昧良心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湖北省来了几名调查人员，向程启文将军了解张体学的一段历史,将军开始很不耐烦，说已经来过几次了，怎么又来调查？并说：“我早说过，张体学历史上对革命是忠诚的，没有问题。”来人连忙解释：“原来造反派找您调查，是为了挖材料打倒他；这次我们是受上级委托，来核实他的这段历史。中央将很快解放他，回湖北主持地方工作。”将军一听非常高兴，叫长子代笔，详细口述了1937年7 月2日，他刚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如何被毛主席召见，如何与张体学一块，为郑位三和肖望东带路，回鄂豫皖根据地，找红二十八军负责人高敬亭，传达党中央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重大决定。先前中央派过几次代表，前往鄂豫皖地区找红二十八军，因为红二十八军处于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斗争环境极为艰苦复杂，去的代表又没在当地工作过，不能获得信任，就没能见到高敬亭本人，未能完成任务。鉴于前几次的教训，才选派了程启文和张体学，他们都是在当地参加红军的，是高敬亭熟悉的红小鬼，与高分别不到两年，而且同行的中央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重要负责人之一的郑位三，可见中央的决心之大。郑等一行人，七月从延安出发，受国民党反动派层层阻挠，九月才辗转到达河南潢川后，程启文和张体学先行一步，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蔡家湾祠堂，见到了高敬亭，都非常高兴。高也正在焦急地找中央，其间还差点中国民党的圈套，才不得不格外警惕。第二天一早，程启文立即到潢川，迎接郑位三等来到蔡家湾，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肖望东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张体学为参谋，程启文任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程启文郑重地看完程平东作的记录，签名，盖章后，告诉来访的同志：“当时同行的有五个人，除郑、肖、张、成之外，还有郑的秘书荣维轩，他后来叛变投敌了，这本来是荣一个人的问题，前几次来的人，都有意向张的身上扯，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我怎么可能向生死与共的战友身上，无中生有的泼脏水呢！忍不住发了脾气，叫他滚出去。这次你们来是送喜讯，我非常高兴。湖北是我的家乡，乱到那个样子，真是忧心哪。现在张要出来了，有他主持工作，湖北就有希望了。”将军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人。

情系乡亲  几度回乡

程启文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关心他的乡亲们。关山万重,大河奔流,隔不断将军对故土的牵挂。

全国解放后，程启文曾多次回故乡，他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并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乡亲们解决困难。

第一次是刚解放时，将军回来家乡，匆匆见了父亲一面，就回到县城，在县城遇到了马有才县长，送给他一支卡宾枪加一百发子弹，就随部队南下了；第二次是1957年回乡，父亲已去世，湾中再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于是选同他一起参加红军，后来在战斗中牺牲的程启仁烈士的弟弟程启义家作为亲戚走动。程启义身体瘦弱，又长着满头癞痢，好不容易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又都有病，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将军答应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临走时，将军还捐钱买了一套锣鼓家什，给村里办喜庆事用；1965年7月，程启文第三次回乡，这时正值将军被调离野战部队55军，到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工作之机回到红安。其实，不久前将军下部队时，出了严重的车祸，他乘坐的‘戛斯六九’吉普车，迎头撞上了大客车，同行的参谋和警卫员都受了伤，将军伤得最重，头部出血，脸部扭曲，昏迷不醒，急送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住院三个多月，基本恢复健康后立即回到家乡红安。正在周七家村里插秧的程平东被组织叫去陪将军一起到谢家咀探亲。

这时家里的房子已被拆的只剩下地脚圈子。程启义家自身住不下，将军一行数人，只好在离谢家咀村一里多路的大队小学借了几间教室暂住。一来正值学生放假，二来当时天气炎热，教室敞亮通风，将军很爽快接受了安排。白天走亲访友，夜晚在小学休息，还是很方便。几天下来，将军了解到，程启义才四十多岁，因劳累过度，已疾病缠身，其妻也常年病病秧秧；大儿子程昌富，身高还不到150公分；二儿子程昌友，半聋半哑 ；三儿子叫继权，不到十岁，就得了肺结核病；四儿子福权还没上小学，就长了一头癞痢。所以家中非常困难，已出嫁的大女儿，不得不回来帮忙，终因婆家路远，加之后来自己也有了孩子，回来一趟也为难。程启义家是村多年的大缺粮户。大、小队虽年年照顾，但金额有限，也只能填补其差额一部分。将军听了很难过，当即决定他们负责补齐差额部分，并明确要求每年由在家乡的大儿子程平东向队集体交办。从那时起，程平东每年至少回谢家咀一趟，到队上交齐差额款，使程启义家能得到全额口粮。一直到分田到户后，程平东才结束了这一历史使命。

1982年的秋季，程启文和妻子查淑英回到红安，在儿子程平东陪同下转了几个地方。1983年10月，查淑英在湖南长沙病逝。

1993年，程启文拖着虚弱的身体，艰难的行走在通往故乡的山路上。乡亲们知道后，硬是用担架把程老将军抬到村里。当程启文看到倒水河上的便桥仍然是简陋不堪时，老将军遗憾的说：“这桥还是没修起来，孩子们上学难啊！”忍不住眼泪，一再嘱托程平东:“革命成功这么多年了，乡亲们盼穿眼的一座桥都修不起,我们愧对烈士战友!你一定要代我了了这个心愿……”

这是将军最后一次回到家乡。1994年，程启文在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儿女们两件事：一是一定要想办法在倒水河上建一座桥，让村里的孩子上学不再难。二是把他的骨灰撒在故乡的倒水河里，程老将军想魂归故里，永远的依偎在故乡的山水之中，看着乡亲们走向富裕。

艰苦朴素  不能忘本

1955年，查淑英刚退伍回家，便辞退了雇请的两个保育员，亲自操持一切家务。一大家子的饭成了一大难题，有时饭糊了，或是饭夹生了，或菜忘了放盐，又或是盐放多了……

程启文当时吃住都在干校，每个星期六下午或晚饭后才回家，星期天再返校，一个星期在家最多只吃上三顿饭。有时，查淑英觉得她做的饭菜实在拿不出手，便干脆让程启文到街上去吃，但程启文每次都坚决在家吃她做的饭菜，还吃得有滋有味，夫妻俩有时还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抗日战争中他们共同渡过的那些困难，那时连生米、甚至冷水都没有喝的，这算什么？

长子程平东就读的武汉第四中学离家有二十多里远，只能在校住读，每星期六下午回家吃晚饭，星期天再返校。孩子一回来，查母总带程平东去街上饱餐一顿。后来被程启文发现，与查母一商量，立刻取消了这个特殊优待。有一天，当程平东从学校回到家中，放下书包就准备和妈妈上街去美餐时，发现先回到家中的父亲端出妈妈炒好的菜和白米饭，放在饭桌上，并宣布：“从今以后，都在家里吃饭。你妈妈这么辛苦做的饭菜，怎么不好吃？我觉得就很好。”程平东看着桌上的几盘菜，除了萝卜白菜外，主菜也就是一盘芹菜、豆腐干子炒瘦肉，实在不怎么样，可父亲吃的很有滋味，比平时还多吃了一碗。程平东不敢不吃，但流露出的不满意，哪能逃过父亲的眼睛。程启文没有大声训斥孩子，却说：“人不能忘本！”并向程平东讲了他率部在广西大瑶山剿匪时一段经历：那时，号称五万、六万、十万的土匪盘据、流窜在大瑶山崇山峻岭之中，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极为困难。当解放军解放广西时，这些桂系数十万军队，立即化军为匪，按计划潜入深山，妄图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时，再冲出巢穴，重占三桂大地。他们装备精良，物资、弹药早有充足储备。而解放军多是北方人，长途征战，急速进入广西，对大别于北方的炎热气候，本已不甚适应，加之又是大部队进军远离交通线的深山，更为困难的是，一切物资均要依靠牲畜、人力搬运，才能进入深山战区。为保证剿匪战斗的胜利，就必须保证重武器、弹药等作战物资优先运进，仅此一项，现有的运力就已感不足，其余物资的运输就只能等待。所以剿匪部队开进山区初期，所能带进的粮食，也就是每个战士身上所背的那一条干粮袋所能装的，大约十余斤，全连集中起来，再节约也只能坚持有限的一段时间，何况每天还要翻山越岭寻匪作战呢，战士们疲乏、劳累的成度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加上山区人烟稀少，有时甚至方园数十里内看不到一个老百姓，部队所带的粮食早吃完了，后续的物资又迟迟运不上来，常常饿着肚子同土匪作战。有一段时间，解放军战士只能靠山里的野香蕉充饥，吃不饱还常拉肚子……当时困难的情况,你是绝对想不出来的。后来，就是运输队送上来一批弹药、物资，能改善一下伙食时，我们在山里指挥作战的几个师的领导，能吃上个芹菜炒豆腐干，就算是大会餐了。当然在两年多的剿匪战斗中，后来解放军的物资供应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也不能天天都吃上像你妈妈做的这顿饭菜呀！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让程平东感到羞愧。他想起了“反扫荡”时，妈妈和她的同志们，带着自己和许多老乡躲藏在山里，有时要待好多天，缺吃少喝还不算，还不许发出声响，紧急时甚至有人会用手捂住他的嘴，以免惊动日本鬼子。程平东深深认识到：要向父辈们学习，艰苦朴素，绝不能忘本。

子承父志  扎根山区  

程平东，1939年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的农村。1965年回到故乡红安，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普通民警，历任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1月退居二线，2000年退休。

1959年，程平东考上留苏预备生，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留苏未成行。1960年8月他应征入伍，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4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学院政治处工作，他不肯。学院领导又介绍他到黑龙江省委工作，他谢绝了。

身为将门之子、军校之才的程平东人生本可华彩书写，然而他却选择脱离“光环”，立志回到从未去过的父亲的家乡当一个农民。

1965年4月，程平东毅然告别母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怀着对革命老区的深深向往，一头扎根于大别山下的故乡红安。住进红安招待所的第十天，民政局赵保忠找他去谈话，告诉他：“经组织研究决定，安排你到县公安局工作。”程平东大感诧异，说：“不是说好是来当农民的吗！？要到机关工作，我何必费这么大事跑到红安来呢！”赵局长将村里去现状告诉他，说村里不仅无屋可住，还会给大队和小队（就是村里），增添许多别的麻烦。所以决定安排他到公安局。公安局的工作主要都在农村；甚至还有较长时间住在农户家里，全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叫作蹲点驻队……。赵局长的话中，真正打动程平东的是：回老家。会给别人添麻烦。

为避免给老家村民带去不必要的麻烦，程平东便到公安局报到，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民警逐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1967年，哈军工来人来函，要求程平东回母校复学，他把函件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

30多年来，程平东面临许多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但他奋斗的足迹从未离开过家乡红安这片土地。

他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程平东从不以父亲将军的光环搞特殊，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他始终以廉洁奉公作为自己的信条，并与家人合议出“三不准”：不准搞特殊化、不准以权谋私、不准收受贿赂。检查工作，同民警一道就餐，并带头交餐费；城内办案，从不吃招待饭。为了顶住“说情风”，他还在家里的楼梯间做了一道铁栅门。有一次，程平东的一个老乡上门带来两只鸡，走了20多里山路来找他说情，好说歹说，程平东硬是不收，被人敬称为铁面无私的公安局长。

程平东不仅自己坚决做到清正自律、自立自强，不沾“将军光”，对自己的独生女儿也是严格要求，他从小就告诫女儿：“做人要靠自己奋斗，不要依赖别人。”程平东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但他并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女儿打造“平安港”、“幸福窝”，而是身体力行教导女儿。深知自己父亲的为人处世原则，女儿在高考落榜后，自立自强，通过自学考上了中南政法学院，最终成为一名高级律师。

2000年，程平东光荣的从公安战线退休。从科级干部岗位上退下来的程平东，无心安逸度晚年，一头扎进离县城25公里的谢家咀村，开始播撒致富火种与爱心。

谢家咀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交通极端闭塞，生产不便，连孩子们上学都要趟河，一遇洪水就被阻隔，许多孩子只好含泪辍学。

经过一番筹备，2002年，就在当年父亲程启文走出的茅草屋旁，一间6平方米的土坯房里，身患心脏血管瘤的将军之子程平东带着湾里的100多位农民兄弟开始一场新的战斗。

首先是带领村民修桥。请来县里专家勘测，说若建平桥预算需50多万元。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程平东立马向兄弟姊妹发出救援信号，远在北京的亲弟弟、总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首先捐出6万元，其他在祖国各地的6个弟妹也纷纷解囊相助。奔走3年，程平东募集资金13万元。

程平东义务修桥得到了红安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县领导和一些离退休的干部纷纷来到谢家咀，看望慰问程平东和乡亲们，许多部门和单位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解决物资和资金困难。时任县长董卫民紧握着程平东的手说：“你乐于奉献、不图名利、扎实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县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是红安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节约资金，程平东亲自参与设计和修改建桥图纸，吃住都在乡里，亲自带领全村乡亲，战严冬，斗酷暑，炸山取石。“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站在他们面前”，程平东这样说，也这样做。

为赶在汛期来临之前完工，程平东每天第一个来到工地，最后一个收工。有几次扭肿了脚，他仍然坚持一瘸一拐地指挥施工。

原计划50万元才能建成的桥，最后只花了20万元钱。

2003年4月15日，一座长140米、宽4米的8孔9墩石拱桥通车。那天，村里许多人走在桥上哭了起来，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平东是一个好党员，是我们的贴心人，将军的好后代。”

这座桥不但让孩子们上学不再难，而且架起了乡亲们奔小康的信和希望！这座桥，接通了谢家咀人与外界的联系，也唤起了村民们向贫困宣战的热情。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慈麟、李明佩夫妇慕名前来，在桥上走了几个来回，对程平东说，你这一辈子有这座桥就够了！

程平东并不在意这样的赞誉。桥修通后，程平东召集乡亲们开会，“光有一座桥还不行，整天在桥上走来走去扭秧歌，能致富吗？”

他对大家说，得有项目！谢家咀几百亩河滩，十几座山岭都是资源。程平东利用修桥剩余的3万元资金，购买了一套精米加工设备，在村头建起轧米厂。厂子投产那天，免费为每家加工100公斤大米，乡亲们第一次见识能同时去皮、去石、去杂、抛光的精米机，甭提有多高兴。

程平东在一则日记中这样描述谢家咀的“工业化前景”：“我们上午看了全谢家咀的田、地、山林，后到采石工地，见石质极硬，整个山上均是此等石料，简直是取之不尽！可办个采石场，出售石料至少十数年无问题，此山的东南部还有坚硬的石英石，是混凝土的上好石料，可同时办碎石厂，向外出售碎石料。我想这是谢家咀走向致富路的第一步，我自信这是对的。”

程平东为谢家咀村描绘了一幅蓝图：改田，修路，办厂，等集体经济壮大后，就着手改造村民住房，建设前院花草、后院沼气、屋顶太阳能的新农村。

村东头有一片40多亩的沙滩地，系倒水河冲击而成，程平东想把它改造成良田。改田先得砌岸拦水，县水利局来人一看，说要用水泥沙浆砌块石，没有100万元拿不下来。程平东有了修桥的经验，决定另辟蹊径，先推沙筑岸，再用草皮和杨树护坡，平田修路总共只花了15万元。

沙田质地不好，产出就低。程平东发动村民自愿认种，并定下规矩：只能撒农家肥，不许施化肥；作物收成归己，收多少奖多少。“我们有了轧米厂，有了绿色农产品，将来再办个炼油厂，搞绿色农业产业链”。程平东的“发展经”得到大伙一致赞同，40亩沙田如今全部披上绿装。

程平东还为谢家咀找到一条致富的好门路，种紫苕。当听到桂林工作的妹妹提供的一条信息：桂林种紫薯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黑色食品一公斤可卖六七元钱。程平东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脱贫的路！”他马上寄信让妹妹寄来种子和技术资料，并先在谢家咀试种。整地、施肥、浇水，程平东边干边学。几个月的心血没白费，他试种的紫薯比桂林的还大，产量也高。试种成功后，程平东一边联系销路，一边动员家家户户种紫薯。为村民寻到又一致富路子。

村后有山九龙寨，多生野草少灌木。满山的石头能不能开发利用？程平东凿出一块揣在兜里，搭车来到武汉四处找人检测。经多方打听，来到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测试结果：这是花岗岩，耐酸耐碱防辐射，放射性只有国家允许标准的1/10。

程平东连夜赶回村里，一住就是2个多月。

在2个多月中，程平东带领谢家咀人又干了几件大事：通往县城的机耕路全线贯通；块石厂投产，100多车石头运往山外；碎石厂框架搭起，3万元的碎石设备运到；预制板厂厂基平整完毕。

村边河滩改造，砍了一些树。怎么处理？拍卖！谢家咀的村民第一次摒弃抓阄的老办法。结果，起价600元的树拍卖到900元，买的人称心，公家也没吃亏，村民赞同地说：“这办法好。”招标、拍卖、民主决策，这些城里人讲的新名词，逐渐入了谢家咀村民的脑和心。

倒水河里铁砂多，有人找到程平东想合作开发，他坚决不干，他说：“挖砂掏空河床，后患无穷，眼前靠这赚走1元钱，今后花100元也难得恢复生态，贻害子孙的事不能干。”

“你办的事必须是群众心里想的，愿意干的，对他们的利益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能解决具体问题的，有这4条，他们才愿意跟着你干。”程平东说。

大伙爱听这样的实话，愿意干这样的实事，村民程和平说，一些人总说工作难做、情况复杂，其实是私心多了。

程平东没有半点私心，越干越有劲，正如他所说：“做事要像共产党员，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

村里人居住环境好了，致富项目有了，程平东又当起了义务政策宣讲员和村规设计员，大家的事大家定，齐心协力奔小康。在程平东的建议和帮助下，谢家咀逐步建立起组民会议制度，集体商量决定村里的大事，每家选一个代表，按村民自治模式，选举出村民小组长，每月初一、十五召开村民会议，决定村里的大事，每件事须大多数村民同意才办。

谢家咀村在程平东的带领下将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当有人问程平东，你放着清福不享，跑到山里来图个啥？

“当年红军图啥？共产党人不图自己荣华富贵，图的是能为社会留点什么。生而有涯，要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程平东总是这样回答。

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程平东把心底的那份大爱，毫无保留地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

年近六旬的卢老汉无儿无女，眼睛深度近视，生活十分艰难。程平东惦记在心，不知跑了多少遍，终于帮助卢老汉进了县养老院。此后，他又经常带衣服、水果去看望老人，有时还把卢老汉接到家里来。

李某曾因偷盗入狱，服刑期间，在程平东帮助下学到了养鱼技术。刑满出狱后，李某希望承包村里的水库养鱼。有些村干部说：“不能包给一个坐过牢的人。”程平东知道后，专程来到这个村做工作，他说：“不能因他一时失足，就歧视他，要帮他树立重新生活的勇气。”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李某百感交集，扑在桌上哭了起来。

谢家咀27户人家，谁家最困难，谁家孩子上学交不上学费，程平东都数得出来。郑元田老人身上穿的大衣是程平东送的，残疾人“小头”家窗台上摆的一溜鞋是程平东从家里拿来的……

程平东当年的同学和战友，有的已成为将军，有的当上了省、部、厅级干部。程平东不图名不图利，初心不改，始终扎根老区几十年搞建设家乡尽心尽力。

如今，老人已八十岁，身体大不如从前，平时在家看看报纸，看看新闻，但他时时刻刻向来探望的家乡人民了解谢家咀村民的生活和村子建设情况，还不时出出主意，始终把家乡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不愧是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