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红色家风故事展播之二——徐正修

2019-07-15 10:53   红色家风办公室   .

“举国闻名徐大妈,一心革命世堪夸。妇联以彼为旗帜,试验田兼五好家。”董必武这首诗中的徐大妈,名字叫徐正修。革命战争年代,她筹粮、送军报、义无反顾支持红军;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人们尊敬的称她为“革命母亲”。

闻名乡里的“一家红”

徐正修,1886年出生在红安县七里坪镇徐家河村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养着5个儿女实在无法维持生活,13岁便把她送到附近的一个叫叶家畈的村庄婆家当童养媳。婆家也是一穷二白,除了生产、料理家务事外,还得到外面去讨饭。19岁的时候,未婚夫叶启俊学手艺出了师,经过两家大人商量,不办嫁妆、不过礼、不坐轿、不请客,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年关把徐正修接过门与叶启俊完婚了。

1923年后,董必武把革命的种子在家乡黄安播种下来。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黄安、麻城的农民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黄麻起义”,农民们扛起鸟枪、刀矛,抡起锄头、扁担,与农民自卫军一起,向县城发动了进攻,一举攻下了黄安城。农村沸腾起来了,人们为庆祝胜利,高声地唱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农民们唱着这支歌去参加自己的部队,去开会、去生产……

徐正修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她把大儿子伯山送去参加了赤卫军,把小儿子三福送到童子团里当团员。丈夫在1926年入了党,也是赤卫军的一员。她自己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被选为村里妇女会的干部和区苏维埃妇女会的常务委员,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他们一家人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湾里人都称她家为“一家红”,人们都叫她徐大妈。

1932年农历冬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进攻。一天,在一座山林里,遇见了七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启蔡,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叶启俊牺牲了。带信的叶启蔡同志说:“他牺牲前还在高呼‘共产党胜利万岁’”。徐大妈在亲人面前咽下了泪水,说:“虽然失去了丈夫,但我还有党,有苏维埃政府。”

徐大妈和三福天天在地主家做活,三福已经长到十七八岁,地主总是把最苦、最重的活给他做,徐大妈也被磨成了个皮包骨头。三福性格刚强,痛恨地主这样欺压他们,下定决心:“找红军去!”一天早上,他趁母亲在熟睡中,把衣服一裹扎揣了几根红苕在怀里,正准备向山里跑去时,被地主的狗腿子拿着棍子催上了,二话没说拉了就走……这个小伙子再也忍受不了地主对他的欺侮,上吊死了。

在敌人疯狂进攻下,革命暂时走向低潮。为了徐大妈的安全,党决定让她随红军后方医院一起转移到河南新县境内的大别山腹地莲台山去。艰苦的岁月从此开始了,大家都在山上挖些葛根,采摘些野菜、野果吃。徐大妈日夜守候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灌水、洗伤口、敷药,她经常引导伤病员唱起坚持山洞斗争的一首歌谣:“党是母亲院是家,为母为家把敌杀。血可流完头可断,满山开遍革命花……”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南下了。徐大妈跑到公路边,看着那长长的行军行列,拉住一位战士问:“同志,看见我的儿子伯山没有?”那位战士回答说:“你的儿子在后面,他会回来看你的。”她望着一行又一行的战士,仔细端详着每个人的脸面,希望能从这些人中,找到最熟悉的那张脸来,可是始终没有见到那张脸……

“我们要对得起共产党”

1952年,红安县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旱灾。刚刚翻身的农民,遇着这种灾害是无法对付的。党及时发出了抗旱保收的号召,发动群众向干旱作斗争。徐大妈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亲自带头去做。当时徐大妈正好得了3万块钱(旧币)的照顾款。她用这笔钱买了30斤谷、3担柴火,专门拿来煮稀饭给车水的人吃。每天的半上午、半下午的时候,就看见她挑着一担稀饭,手里提着一个盛茶水的大土瓮,向着车水的地方送去。

1953年秋后,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大家都踊跃把余粮卖出来了。可是叶家畈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生活过好了的人,犹豫畏缩不愿卖粮。村民叶启早听到要卖余粮,到处威胁干部说:“谁要叫我卖余粮,我就到他家去吊颈。”

叶启早是个单身汉,1930年春天,敌军和清乡团把他当赤卫军的哥哥和弟弟捉住,带到古峰岭,母亲知道了,跑去求情,清乡团把她娘儿3个一起枪杀了,一家人只剩下他。地主抢去了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霸占去了全部房屋,强迫他去做长工。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地主的欺压剥削使他一直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徐大妈找到叶启早做工作:“你过去是个受苦人,为什么现在把苦忘了?我问你,你的母亲、哥哥和弟弟是怎么死的?你今天成了烈属,有光荣,翻了身,有田、有地、有房屋,这是谁带来的呢……”徐大妈接着说:“我今年只收了5担谷,卖了300斤余粮,干部们说我没有余粮,不叫卖,可我坚决不同意,我们要对得起共产党啊!”第二天清早,叶启早请了帮忙的人,把2000多斤余粮一次送去卖了。

勤劳简朴的典范

解放以来,徐大妈从不因自己是烈属、是革命老前辈而要特殊的享受,一直是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劳动,对她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锄草、积肥、送粪、车水、除虫,什么活都干。1956年,她的劳动工分是800多分。

徐大妈的生活非常艰苦、节俭,这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可是对待客人却是热情招待。她特别好客,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拿给到她家去看望她的客人吃了;自己过的日子则是:煮一碗米吃一天,如果不够,就把自己种的菜弄来拌着吃。穿着也很朴素,政府虽然送给徐大妈些衣服、被子,可是她仍穿着过去自种自织时的粗棉布衣服,盖过去的旧被子。只要去过徐大妈家里的人,对她那种勤俭持家的朴素作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6年红安县和黄冈专区评徐大妈为烈军属模范,奖给徐大妈一些衣料、被服,徐大妈请政府换成农具、农药、农械、肥料,带回送到农业社了。在农业社里,徐大妈对生活有困难的社员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困难。别人没有吃的,便把自己的粮食借给别人吃;别人没有钱用,便把自己准备买油盐用的钱借给别人用;看见别人衣服穿少了,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别人穿。她看见别人的困难,就联想到自己在艰苦年月里的生活,不帮助解决,心里就过不去。徐大妈无微不至地关心社员生活,表现了她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慈母般的爱。

1956年11月,徐大妈被推选为湖北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见到了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徐大妈娘家的侄子空军中将徐深吉在会议期间去看望她,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就留在北京同我们一起生活行不行?”徐大妈连忙摇头,拒绝说:“不,我有农业合作社,我要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要为社里工作。”

1957年7月,徐大妈被选为湖北省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9月又被省里选为出席全国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毛主席接见妇女代表,亲切地和她握了手。

徐大妈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和服务,解放以来,她先后6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其中有3次是县特等模范,一次省甲等模范,这是党给她的最大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