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网消息 趁着“五一”假期，一我带着父母和弟弟一家三口去了七里坪长胜街。我们早上从武汉回到红安老家，接上爸妈之后就往位于七里坪镇的长胜街驶去。
其实出发前我心里有些忐忑——倒不是担心路好不好走，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十二岁的侄子徐哲棋讲述这一路上将要经历的所见所闻。他从小不在红安长大，对这个只存在于地图上的“老家’没有什么归属感。我们所熟知的七里坪长胜街、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将军县、革命老区等等，这些名词对于一个七年级的孩子来说，恐怕还停留在历史课本上几行简短的文字里。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总该有人讲的，一代一代讲下去，才不至于让那些故事真的变成了纸上的铅字。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抵达长胜街的时候，游客已经很多了，青石板路上人来人往，比我想象的热闹得多。最让我意外的是，这条街上随处可见年轻的父母牵着孩子，大人站在某一处旧址门前，俯下身来耐心地给孩子讲解。在西墙边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对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说话，声音不大，但那个孩子听得极其认真，不住地点头。隔了几步路，又有一家三口站在列宁小学旧址的门口，父亲指着门楣上那几个大字，一字一句地念给孩子听。我注意到那些孩子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不耐烦，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
徐哲棋倒是懂事，安安静静地跟在我们身后。我和他爸一件一件地讲给他听：长胜街始建于明末清初，大革命时期，这里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创造了好几个革命史上的“第一”——第一个以列宁命名的集镇、第一个革命法庭、第一个苏维埃银行、第一所列宁小学、第一个苏维埃工会、第一家苏区食堂、第一家苏维埃工会，被誉为“革命第一街”。徐哲棋听得很认真，也不时地追问我们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苏维埃，工会是做什么的，列宁小学都教些什么。这些问题让我有些意外，也让我感到欣慰——这说明他在思考，他想弄明白。
我们先去了七里坪工会旧址。屋子不大，进门就是木制的桌椅、泛黄的文书，据说当年七里坪“柯义生”杂货店的店员郑行瑞在这里组织各行各业的店员和手工业者成立了工会，那是1926年的秋天。我记得小侄子在那逗留了很久，他趴在玻璃展柜前面，盯着里面一张泛黄的工会会员证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问我：“大伯，那时候的人不害怕吗？”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随即心中涌起一阵沉甸甸的酸楚和敬佩。我想，他们当然也怕死的吧，血肉之躯谁不怕死呢。但有些东西比害怕更重要——家国沦丧、百姓水深火热的痛苦，让他们把生死抛在了脑后。
从工会旧址出来，我们又去了列宁小学。这所小学大概是这条街上给我触动最深的地方了。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曾经在这里改置列宁市，以“列宁”二字为这座城市命名，足见当年革命者对教育的重视。教室里还贴着这样的标语：“人人有书读，家家有田种”。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却让我看了很久。哲棋似乎也被这句话触动了，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些标语。我记得红安的文教部门好像专门培养了一批“小小红色讲解员”，每逢节假日就为游客义务讲解，其中有的孩子才八九岁，就能熟练地讲解七里坪的红色历史。这项坚持了十多年的传统，无形中将革命的火种传递给了更年轻的孩子。
最后我们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这座建筑保持着清末民初的原貌，青砖黑瓦，木格窗户，和周边的民居没有太大区别。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宅院，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中枢。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随后接连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成建制地消灭国民党军四十个团、六万余人。站在那座院子里，我仿佛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和冲杀声，心中激荡起无限的崇敬。
下午我们离开了长胜街，去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如果说长胜街是活着的革命街区，那么纪念园就是一座凝固的革命丰碑。走进园区，是巍然矗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灰白色的碑身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1927年11月13日，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中共黄麻特委领导黄安、麻城的革命群众拿着土枪、刀矛，从四面八方涌向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就会唱的那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寥寥二十四个字，却将当年全民革命的慷慨悲壮刻画得惊心动魄。
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那些当年起义用的武器：土铳、大刀、红缨枪、鱼叉，有些竟然是普通的农具改造的。它们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里，锈迹斑斑，甚至有些歪歪扭扭，和两侧专门介绍国统守军火力的灯牌内容形成了无比刺眼的反差。正如史料中所说，当时的黄安县城虽只有几百名国民党军驻守，但四个城门楼子上配备了十挺机枪和八门土炮，步枪超过三十支。而起义军大多手持鱼叉、锄头、红缨枪等。这么大的差距，他们是怎么打的呢？为了攻城，起义总指挥潘忠汝提前组建了六十多人的尖刀班，化装潜入城中。11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铜锣巨响，尖刀班里应外合，起义军一举全歼守敌，将革命的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
弟弟站在那个展柜前，沉默了良久。后来他对我说：“哥，我看了半天，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你看看这些武器，他们当年就是用这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东西，硬生生干出了一番革命事业。”他顿了顿，又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点点头，没有接话。是的，太不容易了。这四个字说得太轻了，轻到不足以承载那段历史的千钧之重。从1927年到1949年，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坚持了整整二十二年，党组织始终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的火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刻着的那一串数字——“140000”，是整个红安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人数。十四万人啊，一个县城几乎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把自己的血肉当作养料，生生铺出了一条通往新中国道路的地方。
我们随后参观了李先念纪念馆。他有一个著名的外号——“从木匠到将军”的传奇人物。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用过的简陋工具、泛黄的旧照片、破旧的军大衣，一件件展品无声诉说着这位国家领导人清正廉洁、勤勉为公的一生。
走出纪念馆时，年近古稀的父亲一路沉默不语，他那一辈人对红安这片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土地，有着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企及的深沉敬意。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这句豪情万丈的民谣，在我心中久久回荡。曾经，一声铜锣唤醒百万民众，他们用最落后的武器换来了我们的今天。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个懵懂的少年终于亲耳听我讲述了一遍那些不该遗忘的故事。传承，就在言传身教中悄然延续。
巍巍大别山，无声矗立。曾经的烽火早已熄灭，但精神的血脉从未断绝。那些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魂，如果看到今天的长胜街上人来人往、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革命旧址之间，应该也会含笑九泉吧。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告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伤痛，而是为了让信仰的火炬，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作者简介】徐伟红安人，中国小说学会、黄冈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