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相关工作安排，我和大家分享三位从红安走出的革命先辈——董必武、董贤珏（觉生）、郭天民之间的三重革命情缘，结合当前的正确政绩观，浅谈个人的一点感悟。

一、寒夜教弟：朴诚家风，不慕虚名

董贤珏是董必武的胞弟，小董老十五岁。他们的父亲董基文是清末秀才，一生教书，重义轻利；母亲蔡氏勤劳俭朴。虽家境清贫，但“朴诚相传”的家风始终未变。

光绪末年的一个寒夜，十九岁的董必武将唯一的棉被裹在四岁的弟弟董贤珏身上，自己穿着单薄衣裳，借着烛光教弟弟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弟弟在温暖的被窝中睡去，董必武仍在苦读。友人推门而入，董必武即兴吟出上联：“二董同床，东董翻身，西董动。”友人吴兰阶、蔡寄鸥笑对下联：“两猴上树，上猴打滚，下猴齁。”

这看似平常的寒夜，蕴含着深刻的家风传承。董必武考中秀才却不事张扬，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徒步百里赴考，自挑行李，不改劳动本色。这种不慕虚名、脚踏实地的品格，正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董老一生都在做实事，从不追求个人显赫，而是默默为党和人民培养人才、夯实基础。

二、一纸推荐：甘为人梯，利在长远

1926年夏，黄埔军校招生。董贤珏力荐同乡青年郭天民，亲自为他办理介绍信。郭天民在恩师蔡寄鸥和族人资助下，只身南下广州，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后来，郭天民成为智勇双全的“郭铁匠”，被周恩来称为“红军的战略轻骑”，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董贤珏的这一纸推荐，改变了一个青年的命运，也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位优秀将领。这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往往不是自己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成就了多少人、培养了多少才。董贤珏在黄安三圣庵复办中学，招收五县失学青年，以教鞭为刀枪，在敌后开辟特殊战场——他做的都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这正是“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三、烽火家书：坚守信念，舍己为公

抗战时期，董必武在重庆，董贤珏在家乡办学。兄弟二人天各一方，书信传情。

1942年除夕，董必武写下：

渝城除夕听残更，胸次无端百感萦。

风雨对床如隔世，江楼把酒若平生。

同年秋，得弟弟来信，欣喜答诗：

“乱离人似九秋蓬，一纸飘然寄自东。且喜亲朋多甚健，惟闻吾弟尚微聋。坚持敌后斯为贵，教育青年更是功。”

1943年冬，董必武牵挂弟弟健康：

乱离人易老，况复病相撄。

地僻无医药，身劳要卫营。

还元由自力，战胜始更生。

董贤珏回信附诗：

闭户团年炉火红，合家大小笑谈中。

不知今夜渝城客，是否风光一样同。

诗来信往，既是兄弟情深，更是革命者之间的相互砥砺。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就是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坚守信念、履职尽责。董贤珏身患耳疾，仍坚持办学；董必武身处险境，仍心系革命。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问是否对得起党和人民。

四、永诀时刻：功成不必在我

1946年2月，董贤珏因长年劳碌，于武汉病逝，年仅四十五岁。噩耗传到重庆，董必武悲痛万分，写下：

沧桑世事竟何悲，故宅唯余劫后灰。

珍重一声成永诀，抚心令我总依依。

二十八个字，承载着一位兄长的全部情感。也记录了一对革命兄弟的永恒别离。董贤珏逝世后，董必武毅然承担起照顾其妻子儿女的责任。董必武在不同场合都深情说过：“觉生一生都在为理想而奋斗”。董贤珏一生短暂，从求学武汉中学到领导农运，从参加南昌起义到复办黄安中学，他从未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将生命融入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五、郭天民的刚直：实事求是，敢于担当

郭天民在长征中因怒斥张国焘另立中央，两次被撤职，甚至险些被处决，幸得朱德制止才免于一死。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坚持原则，反对错误批判刘伯承、粟裕等将领，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帽子，此后在军界销声匿迹。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宁可个人受委屈，也不随波逐流。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朴诚勇毅，代代相传

董必武、董贤珏、郭天民，三位红安儿女，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朴诚勇毅”——朴，是朴素务实，不慕虚名；诚，是忠诚于党，忠诚于民；勇，是勇于担当，敢于斗争；毅，是坚毅不拔，久久为功。

今天，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要学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追求短期轰动，而是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历史与时代共振，苦难征程焕发新生。作为红安人、作为董老的后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为红安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脚踏实地，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