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厚福（1909—1975），湖北红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1927年投身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功著鄂豫、鄂西北，身经百战，多次负伤，直到去世时，身上还有三颗子弹未取出。刘伯承、邓小平赞誉他为大别山“枪声不断、红旗不倒”立下大功，李先念称他是“一个没有掺假的农民，模范的共产党员，也是党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1955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用一生的忠诚质朴、清廉无私，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担当。
想老子反水，除非大别山塌了！
1933年5月，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鄂东北苏区被分割封锁。罗厚福率领的一支20多人游击队被围困在黄安县老君山中，陷入绝境。敌人悬赏“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血肉一两银”缉拿他，又用高官厚禄诱降。罗厚福横眉冷对：“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要想老子反水，除非大别山塌了，长江水干了！”敌人恼羞成怒，随即抓捕了罗厚福的父亲、妻女等共计8位亲人严刑拷打，甚至将刚满周岁的女儿用尿片子堵住嘴，逼迫他下山投降。罗厚福尽管心如刀绞，但依旧不为所动。他捎信给敌人：“要杀就杀，要我下山，放下武器，那是白日做梦！”
敌人仍不死心，又逼迫他父亲上山劝降。老人被打得皮开肉绽，跌跌撞撞地爬到老君山，被便衣队救至罗厚福的住地。看着父亲满身伤痕，罗厚福悲愤交加却强压怒火，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敌人的毒计——一旦下山，不仅救不了亲人，这支珍贵的革命火种也会彻底熄灭。他强忍剧痛对父亲说：“就是死也不能说出我们住的地方！我罗厚福死了算不了什么，可这些同志是革命火种，一定不能熄灭！”敌人的阴谋再次落空，便烧房、卖人、关押，手段用尽。后来，游击队趁着国民党军换防下山突袭，才救出了他的一家老小。
1944年，罗厚福夫妇与子女在一起。
寒冬降临，敌人再度增兵围困，饥饿与寒冷成了更致命的威胁。战士们有时十来天吃不上一粒粮，靠野菜、树皮、草根等充饥，不少同志浑身浮肿，一位汪姓小战士更是活活饿死在山洞里。年关将至，敌人封死要道，群众省下的粮食也送不上山，罗厚福决意亲自下山筹粮。
除夕之夜，罗厚福带着一位姓张的老战士，避开敌人哨卡，沿着崎岖小道下山。他放弃了去村庄筹粮的念头，直奔黄安、礼山边界的李家——他的姐姐就住在这里。姐姐家是贫苦佃户，一家五口度日艰难，年迈的婆婆还卧病在床。推门见到弟弟和战士饿得东倒西歪，姐姐二话不说，杀了家中唯一的老母鸡，熬了热汤，煮了白米饭，让两人饱餐一顿。这顿饭，是他们多日来第一次吃上粮食、尝到荤腥。临走时，姐姐转身走进内屋，打开破旧的睡柜，把家里仅有的10多斤米、20多斤米糠一股脑儿倒进口袋，塞到罗厚福手里。看着这来之不易的粮食，想到姐姐一家也在忍饥挨饿，罗厚福心如刀绞，不忍心夺走这救命粮，可山洞里十几名战友还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咬咬牙，不得不狠心带走。
刚走出家门，姐姐又急忙喊住他，指着猪圈里的小猪说：“把它杀了带去，让同志们也打个牙祭，好撑过这难关。”那一刻，罗厚福再也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知道，姐姐拿出的不仅是粮食和小猪，更是全家的希望，是对革命的赤诚与支持。带着姐姐的心意，罗厚福连夜赶回山上。小猪肉、大米和米糠，像一束星火，驱散了寒冬的绝望，让游击队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为党在鄂东北地区坚持斗争，保存了一支骨干力量。
革命还要能受委屈，经得起冤枉！
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左”倾错误席卷鄂豫皖根据地，许继慎等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被诬陷为“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罗厚福的哥哥、乡苏维埃主席罗厚典也无辜遇难。罗厚福坚信哥哥的忠诚，心中疑团难消，却只能强忍悲痛，全身心投身战事。
谁料1936年初，时任光麻中心县委书记的罗厚福，也成了“肃反”对象。半个月前，原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八军政委亲自签署命令，将鄂东北道委特务营20多名干部定为反革命并枪杀。罗厚福曾在特务营任过政委，深知这些都是长期坚持斗争的革命骨干，便步行几十里，找到负责“肃反”工作的保卫局长，气愤地说明情况，却被厉声警告：“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你懂得多少马列主义？放明白点，再这样胡闹，我把你抓起来！”
耿直的罗厚福没有退缩，回到光山后立即召开县委会，准备写信向红二十八军政委表明意见。可信未动笔，抓捕通知就送到了同乡老战友、砖桥区委书记戴克明手中。戴克明不忍心送战友赴死，悄悄劝他逃跑。罗厚福却坚定地说：“我不能跑，脱离了革命，有我的生路吗？”他还牵挂着戴克明的处境，最终主动随戴克明前往保卫局。
审讯室里，一个瘦高个的审讯员厉声质问，逼他承认是“改组派”，还提及已被杀害的道委书记罗作凡，诬陷他与之勾结。罗厚福坦然回应，坚称自己是共产党员，直言特务营干部死得冤枉。恼羞成怒的审讯员当即下令将他处决。
早春的大别山春寒料峭，罗厚福被捆绑在树上，饥寒交迫熬过三夜，白天受审、夜晚受冻，受尽折磨却始终守口如瓶，反复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什么派！”第四天清晨，罗厚福被反绑押着走，沿着崎岖山路前进，他心里明白，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
1944年，在第1军分区的罗厚福（中）检查战士军训。
就在此时，地主民团突然伏击，押解战士伤亡惨重，执法队员被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危急时刻，罗厚福主动请战：“这样不行，敌人冲过来，大家都完了。快给我松绑，我来指挥！相信我，打死我也不会跑的！”执法队长立即为罗厚福松绑，他接过枪支，扔出手榴弹，高喊着“同志们，不怕死的跟我上！”，边喊边向敌群奋勇冲锋。击退敌民团，战争很快胜利结束，罗厚福自己却腿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裤腿。
因带“罪”立功，罗厚福被免除死刑，罚到连队当挑夫。他忍着腿伤，拄着拐杖挑粮、扶伤员、做饭，毫无怨言。同乡战友黄宏伸劝他逃离大别山，投奔陕南红军，他却坚定拒绝：“党要我在大别山，我怎么能开溜呢？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改组派，我要留在这里，给他们看看，我罗厚福的心是红的还是白的。革命不光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能受委屈，经得起冤枉。”
后来，据说是许多同志出面担保，政治保卫局经请示红二十八军主要负责人后，解除了对罗厚福的看管和惩罚，恢复了他的领导职务。这位铁血硬汉，终于洗清冤屈，继续在大别山坚守着自己毕生追求的革命信念。
罗厚福将军的一生，是大别山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他屡遭挫折却不改初心，在绝境中坚守信仰，在危难中智勇双全，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用智慧打赢无数恶仗。他一生不计名利、清廉朴素，始终保持农民本色与党员初心。他是大别山不倒的旗帜，是永不褪色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