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3年，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开展了寻访原黄安籍开国将军调研活动，对划入湖北大悟县、河南新县的原黄安籍开国将军进行深入走访。通过踏寻红色足迹，追记将军风采，发掘红色史料，持续擦亮“中国第一将军县”红色名片。现将调研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众多鲜为人知的将军故事陆续刊载。以更好的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黄立清，1914年8月出生，湖北省大悟县吕王镇江田村张平洼人。1929年加入苏维埃少先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立清历任红4军10师29团排长、连长，红31军第92师274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副部长，红31军第91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至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黄立清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6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1旅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黄立清历任晋绥军区第1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政治委员，绥远军区第22师独立11旅旅长，第22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立清历任西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沈阳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黄立清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照片说明：1963年，黄立清（左一）与“海岛小愚公”方和义（左二）交谈
陈庄大捷
1939年9月初，八路军第120师独1旅和其他兄弟部队，奉命由冀中转移到晋察冀边区行唐县西北之秦家台羊、口头镇一带，集结整训。黄立清时任独1旅2团政委。
日军桑木兵团独立第8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重义少将，侦知八路军情况后，采用“山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直扑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陈庄。
9月25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水原少将，亲率守备正太铁路的独立第8混成旅团第31大队及灵寿、正定等四县警备队共1500余人，由灵寿县出发进占磁峪镇。狡猾的水原为偷袭陈庄，让部队先沿河两岸大路试探性进攻，他则率主力走小路奔袭陈庄。
在日伪军出犯的同时，独1旅第2团政委黄立清和团长傅传作奉贺龙师长命令，率领官兵隐蔽集结于牛家下口、东西岔头、大小文山两侧地区，准备侧击沿磁河来犯之敌。
9月26日下午4时，前方报来情况说，进至南谭庄、东西五河、南北霍营之敌，突然撤回磁峪镇。傍晚，黄立清又接到四分区第5团报告说，进占慈峪之敌，除留400余人守备慈峪外，主力正向灵寿方向撤退。
水原一反常态的撤兵之举，使黄立清更加警觉，他对傅传作团长说:“这次水原东拼西凑1000多人，气势汹汹而来，决不会就这样回去。这是敌人的诡计，我们一定有仗要打!”
27日11时，日军袭占了陈庄。不料陈庄空无一人，既没有粮食，又没有物资，水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反复地责问自己:“难道我的‘牛刀子’战术寸功未立就陷入被动了?”忽然，他心中一动，想出了个脱身办法，既然兵不厌诈的奔袭过来，就要兵不厌诈地脱身出去。于是他命令部队对陈庄放火大烧一气后，循大路向七祖院方向突击。
28日8时许，密集的枪声回荡在七祖院上空。第1支队按计划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黄立清拿起望远镜向前方观察，敌人已越过磁河，正沿河南岸向东撤退。约半小时，他又发现敌人利用河边茂密的灌木从和芦苇做掩护，向第2团伏击阵地扑来。待敌先头部队进至冯沟里时，黄立清双眼冒火，大声命令:“特务连开火!” 霎时，特务连的健儿们如猛虎下山，直扑先头之敌。黄立清见敌人来势很猛，率部队迅速抢占高阳庄与冯沟里的青阳山高地。凶恶的日军为争夺青阳山高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冲锋，均被第2团官兵英勇击退。这时，团长傅传作及时率2营返回鲁柏山，占领冯沟里以南高地。黄立清及时调整部署，令3营在西，1营及特务连在东，坚守青阳山高地。
战至13时许，所有有利地形均被八路军占领。14时，第358旅4团又在破门口以东占领高地，打破敌人东窜企图，完成了对敌军的四面包围。日军龟缩在冯沟里、破门口等村落及附近高地顽抗。
太阳刚刚落山，总攻号吹响了!各部队从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围攻。这时，黄立清、傅传作率第2团攻占了冯沟里村南小高地，并把团指挥所转移到这里，俯瞰战场，灵活指挥。日军处处受挫，伤亡惨重。困兽犹斗的水原命令部队作垂死抵抗，因而当晚未能解决战斗。
29日拂晓，水原见增援无望，集中主力拼命往南山突围，以猛烈炮火和施放毒气弹向第2团6连阵地猛攻。敌大部人员沿山脊攀上鲁柏山西侧高地，少数人进至石佛峪西山。傅传作命令部队坚守住鲁柏山阵地，阻止敌人突围。黄立清冒着浓浓的毒烟雾，率部兵力追击，于9时许与四分区部队一起，抢占了鲁柏山南万寿岩高地。10时，各部队主力赶到，黄立清率部队向日军残敌追击，与兄弟部队将水原残部包围在鲁柏山西端长约300米、宽100米的狭小地区内。残敌以为爬上了鲁柏山，就可以从山背后逃跑，没想到刚逃离险地又陷入危境。
水原眼看士兵伤亡惨重，缺粮，缺水，缺弹药，处境愈加困难，无力再次向灵寿和慈峪攻击，忙向驻军发报:“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阁下甚为忧虑，望急以飞机送粮食弹药，并增派讨伐队。
14时，3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企图掩护敌人突围。17时，三架敌机飞临上空，空投食品、弹药、但大部分落入八路军阵地，气得水原破口大骂:“八格牙鲁!”
入夜，黄立清趁着月光，率第2团官兵发起攻击。顿时，喊叫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激战中，自称“才智过人”“反游击战专家”的水原旅团长一看大事不好，仅带几个亲信从鲁柏山溜走，余下日军全部覆没。
照片说明：黄立清（前排左四）参观新农村远景规划展览
临危不惧
抗战胜利后，黄立清历任晋绥军区第1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绥蒙军区副政委、绥远军区独立11旅旅长。
黄立清曾几次肩负军政双责，显示出能文能武、善于独立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他带领所属部队参加了绥东、绥南、绥包及晋北战役，为夺取这些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下半年，时任绥蒙军区副政委的黄立清，在大青山一带与国民党军作战，为内蒙人民摆脱国民党的统治获得解放，建立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3月，西北野战军晋绥军区独立11旅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直辖第8军22师，黄立清任22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5月，22师编入绥远军区。
1949年底，贺龙奉中央命令，率第一野战军部分及华野部队入川，与刘邓大军一起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黄立清被点将随之前往。当时，在西南地区有近60万国民党军起义，为改造这些起义部队，贺龙于1950年1月29日签发命令，成立工作团，派驻各起义部队。黄立清作为第2工作团团长进驻在四川中江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7兵团(兵团司令裴昌会)，随身仅带20余人。而他只带警卫员前往裴昌会的司令部。起义部队人员身份十分复杂，在顽固军官及潜伏特务的策划下常有反水事件发生，工作团处境如同入虎穴一般险峻。1950年上半年内，起义部队中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解放军代表100多人。第7兵团也有数百人挟枪叛乱。黄立清临危不惧，坚持做好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使该部在四个月后顺利完成改造，被编入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多年后，裴昌会在与他重逢时仍为当年之险境而感慨不已，同时对他的无畏胆识也一直心存敬佩。
照片说明：1981年，黄立清（前排左）在华北军事演习时检阅空军高炮部队
照片说明：黄立清（前排右三）与空军领导在北京西郊机场阅兵
“红宝书”诞生始末的真实故事
日前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伦敦布伦伯里拍卖行拍卖1963年版的《毛主席语录》。看着所附照片上那熟悉的红色塑料皮小书，看着扉页上清楚地印着“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编印——1963年12月”的字样，脑海中不禁浮出一幕往事。而正是这段往事记叙了闻名世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军上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涌现出以雷锋为代表的一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父亲当时在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任上，他也在不断摸索如何让全区部队的干部战士更好、更便捷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父亲有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就是不论白天工作多么繁忙，每天晚上一定要读当天的报纸。在这一时期的读报中，父亲发现《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每天的报眼位置都要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这些语录往往是毛主席著作中的名言警句，而这些名言警句又大多言简意赅、寓意深刻，读来又是琅琅上口，好记易学。于是父亲就开始每天将这些语录从报纸上剪下来，粘贴到一个十六开大的硬皮笔记本里。记得有一天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房，拿起当天的《解放军报》对我说:“孩子，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每天把这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粘到这个本子里。”从这一天起，剪贴毛主席语录就成了我每天的固定“作业”了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剪贴的毛主席语录已有几大本了。原本平整的本子在每一页都粘贴了毛主席语录后变得鼓鼓囊囊。起初父亲剪贴这些语录是为了自己能方便的学习毛泽东著作。但身为军区空军政委和党委书记，父亲在自己学习的同时必然会思考如何推进所辖部队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像这样剪贴毛主席语录固然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但部队的干部战士做起来却并不很方便，就是报纸也不是所有单位都能得到。于是父亲想到了将这些语录编辑成册，印发给部队。大概当时认为印发毛主席的著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须慎重对待，所以最初并不是由政治部门印发，而是在1962年4月由沈空司令部机要处打印了一本牛皮纸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当然印数也很少，只发给机关内部人员。
时间到了1963年，在毛主席和其他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题词后，举国上下在学习雷锋精神的同时，也更加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父亲决定由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重新编辑印发《毛主席语录》。这次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像之前的毛主席著作那样完全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排序，而是根据毛主席对不同问题的论述分列为专题编排，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修养”“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这些专题都十分切合部队干部战士的实际，对部队各项工作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指导作用。分成专题编排出版毛主席的著作，这一本《毛主席语录》似乎应是首例，其中蕴含着父亲和参与编辑的人员的创意。
还记得在1963年底的一天晚上，父亲又将我叫到了他的书房。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模样的红色小书，对我说，这个给你，要好好学。我接过手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让我至今仍感遗憾的是这本《语录》在“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家中被造反派打砸时不知了去向。这版由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共收录了315条语录，全本为351页，书面尺寸稍大于64开。为便于部队干部战士携带和保存，这版《毛主席语录》用了在那个年代还属新产品、价格也较贵的红色塑料封皮(足见父亲对此事非常重视)。在封皮的上部是“毛主席语录”五个宋体字，在中心位置是一个凹进的五角星。这样的外观与在其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几近一致，只是稍宽、稍厚一点(总政版的是64开、280页)，而且总政版的《毛主席语录》也同样采用分专题编排，所以人们大都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区分和编印时间的先后。
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向全军印发了《毛主席语录》。从此这个小小“红宝书”的影响日益扩大，先是全军，继而是全国。及至“文革”期间，几乎已是人手一册。印数也越来越多。据后来统计，发行数量多达四十亿册。还曾经有多种外文版本在世界各地发行。这里固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其中的一些“过左”色彩。由于林彪在这一时期和这一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得在“9·13”事件后人们对“红宝书”有了毁誉各不相同的看法。在如何看待“红宝书”上观点可以相左，但绝不可因人论史，不可因林彪而贬《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无可争议的。毛泽东一生中写下许多大气磅礴、文采飞扬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缜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和丰富的知识。《毛主席语录》虽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里面的许多名言警句确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且至今也未过时，还将会继续发挥影响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种以毛泽东晚年犯错来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则终不可取。
重现脑海中的这一幕，可以明晰一些历史往事。尘封已久的少年时的记忆在向我娓娓讲述着父亲与最早版本“红宝书”诞生的渊源。呈现眼前的似乎也不仅仅是这段往事……
照片说明：1984年，黄立清（二排左三）等空军领导接见空政文工团演员。
照片说明：黄立清晚年，读书看报，孜孜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