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的一天，一架云雀式直升机从平壤直飞上甘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原国防部部长秦基伟上将在飞机上感慨万分。他就是当年上甘岭战役的前线指挥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
秦基伟是随当年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率领的军官休假团访问朝鲜的。金日成问秦基伟：“想到什么地方看看?”秦基伟说：“如果方便，我希望重登五圣山，重访上甘岭。”
金日成很理解老将军的心意，很快做了安排。坐在飞机上的秦基伟俯视上甘岭，那一草一木、一山一峰，他是那样的熟悉。
上甘岭位于朝鲜五圣山的南面。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右边是597.9高地，左边是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山头加起来只有3.7平方公里。战前，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拿下上甘岭。
然而，战争却持续了43天，在这弹丸之地，双方投入了10多万大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投入兵力6万余人，志愿军投入兵力4.3万余人，由战斗规模发展成战役规模。
炮火密度，创历史空前。
敌我双方集中了438门大炮——“联合国军”105毫米口径以上的炮达300门，志愿军75毫米口径以上的炮有138门；“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
弹药的消耗量也十分惊人。“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要承受76枚炸弹。志愿军先后发射炮弹40万发，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自己作战的最高纪录。
“联合国军”叫喊：“打炮像下雨，连小石头也躲不过。”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昏天黑地，硝烟缭绕。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
同两个密度相联系的是兵员的伤亡。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联合国军”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个可怕的数字。过去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最高伤亡率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璜岛战役，但也只有32.6％。血肉横飞的场面，在上甘岭战役中司空见惯。
秦基伟感慨地说：“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比较而言，将军以前血战河西走廊、太行抗日、逐鹿中原、淮海大战等无数硬仗、恶仗、血仗，都不在话下。那么，上甘岭这个弹丸之地，双方为何要做如此惊天动地的拼杀呢?
将军道出了原由：五圣山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志愿军占有它，可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倘若“联合国军”夺取了五圣山，就从中部突破了志愿军防线，危及北朝鲜整个战线。
而上甘岭，正是五圣山的命脉。战场外，板门店谈判陷入了僵局，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里逊叫喊：“让枪炮来说话吧!”妄图从战场上获取谈判桌上的政治资本。美国国内，第34届总统竞选即将开始，杜鲁门总统想从朝鲜战场上为民主党捞取竞选资本。
军事上的优势、谈判桌上的筹码、总统竞选的资本，都要从上甘岭来获取。
因此，上甘岭之战势在必然。
油画：《志愿军战士》（第十二届全军美展）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七师和配属的韩二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
当时秦基伟被炮声惊醒，连忙披衣进入作战室，了解到敌人的进攻重点在上甘岭。他知道，上甘岭的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分别由四十五师一三五团的一连、九连和八连的1个排把守。
一连、九连当时没有山炮、野炮、榴炮。战前，秦基伟把二线闲置的15门陈旧不堪的老式炮配备给了这两个连队。这些炮都是缴获来的日本炮和太原兵工厂制造的老式炮，射程和精度都很差，但秦基伟觉得有总比没有强。后来，这些老炮果然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炮击和空袭后，美七师在坦克的掩护下，以4个营又4个连的兵力，分6路向537.7和597.9高地发起了疯狂进攻。
我两个连和八连一排拼死抵抗，先后击退敌人从排到营的30余次冲击。597.9高地的一挺重机枪终日发弹万余发，毙伤敌近300名；2号阵地暗火力点的一支步枪发弹百发，毙伤敌30余名。许多战士将枪管打红了，无水降温，用尿代替。
山上的15门老炮也发挥了作用。
在师山炮营营长王恩的指挥下，居高临下打俯角，连瞄准镜都不用了，直接瞄准敌火力点和散兵群，打得美国佬连滚带爬。
美七师久攻不下，进攻兵力由两个营增加到两个团。面对15倍于己的敌人，我守卫连队顽强抵抗，宁死不屈。11号阵地的八连一排三班和10号阵地的八班，都仅剩下1个人，仍连续打退敌人7次以上进攻。
最后，两个高地的弹药用尽，战士们才退入坑道内，继续开展坑道战斗。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失守。
夜间战斗中，四十五师一三五团指挥所不断向军部告急，要求增援两个高地上的连队。秦基伟认为，敌人攻势正在火头上，炮火密集，此时增援只能增大伤亡。他要求两个高地上的连队再顽强坚持，把敌人的锐气挫掉后，再反击。直到傍晚，秦基伟才答应一三五团的请求，向两个高地派增援部队。
敌人疯狂地进攻了一天，刚要松口气，一三五团的4个连在坑道守备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反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终于招架不住，两个高地失而复得。
这一天，四十五师一三五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15日拂晓，美七师的2个团、韩军2个团又2个营，发起连续不断的波浪式进攻。
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我守卫部队打退敌人30余次反扑，抗击到中午12时，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入坑道。两个高地表面阵地再次丢失。
阵地又一次丢失，四十五师的师、团领导沉不住气了，要与敌人硬拼。秦基伟说：“急什么?丢了，再想办法拿回来嘛!”他思考：前两天，我军都是白天丢了阵地，夜间再夺回来。敌人掌握了这一规律，夜间防备严密，不断发射照明弹，两个高地照得和白天一样，我军的夜战特长已难以发挥。于是，秦基伟决定改为白天进攻，并加强了火炮的攻势。这一招果然很灵，两个高地又夺了回来。
16日后，双方都在增兵。“联合国军”将一八七空降团、韩军1个团、哥伦比亚营、埃塞俄比亚营先后投入战斗；志愿军十五军将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一三四团全部投入战斗。争夺到20日，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除597.9高地的0、4、5、6号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又被敌人占领，我军再次转入坑道，坚持斗争。
7天来，“联合国军”投入17个步兵营(其中美军9个营)、16个炮兵营、70辆坦克、100多架飞机，伤亡7065人。志愿军十五军投入21个连队，伤亡3000余人，21个连队全都伤亡过半。
将军爱下象棋，因此，曾形象地用下象棋比喻说：“这7天，敌我双方经过长时间准备，都憋足了劲，好比下象棋一样，出手就是当头炮。”
（油画：《上甘岭——水》 许宝中 1981年 作）
“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抬着棺材上上甘岭!”
10月21日上午，志愿军代理司令员邓华打来电话，询问秦基伟对这场战役的发展有何考虑?
“这种拉锯式的反复争夺，已进行7昼夜了，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多次易手。为了给决定性的反击争取时间并创造条件，我们的意见是，暂时停止大规模的反击，牵住他们的牛鼻子。同时调整部队，研究战术，抓紧时间准备进行决定性反击。”
邓华完全赞成秦基伟的意见。上甘岭战役开始了残酷的坑道战。
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十五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影片《上甘岭》做了艺术的再现，真实情况也是如此。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乐观地称之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
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秦基伟在战斗日记中写道：“四十五师发扬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一人舍命，十人难挡。许多连队打光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仍然坚持，战士们是多么可爱，多么可敬。”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
不要以为这个功是好立的。
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从五圣山运动到坑道要通过10道封锁线。既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仅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部长尤继贤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深情地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秦基伟认为在坑道里不能光被动挨打，他总结出群众性的小出击活动，及时在全军推广，打得敌人魂不附体。
一三四团四连在10多天的坑道斗争中，夜袭敌32次，毙伤敌70余人，自己伤亡3人；五连四班在一个小坑道中开展打“活靶”活动，11昼夜，歼敌220人。一三五团四连组成了3人夜袭小组，以敌地堡为目标，歼敌470余人；“钢八连”坚守坑道14昼夜，出击12次，歼敌1760多人。
从10月21日到29日，十五军实施小型反击158次，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歼敌4700余人。美七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只好把攻防任务交给韩二师。虽然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还在敌人手中，但十五军却利用敌人死守阵地的机会，杀伤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上甘岭战役进入了白热化，双方都杀红了眼。秦基伟发誓要“抬着棺材上上甘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发誓，不管处境多么尴尬和困难，也要把“这场残酷的、保全面子的攻击”打下去!
双方继续在增兵。一时间，10万大军云集上甘岭，战斗规模迅速发展成战役规模。
四十五师按照秦基伟的部署，利用坑道可攻可守的优势，顽强抵抗，经过几十次拼搏后，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四十五师伤亡也达4000人。一三四团已无兵可调，团长刘占华亲自带领团部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宣传干事等守在阵地打冲锋!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终于轮到我们反击了。”
十五军还能坚持下去吗?志愿军总部在担忧，三兵团也在担忧。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征求秦基伟意见：“是继续同敌人拼下去?还是适可而止?”
秦基伟很清楚，放弃两个高地，虽然可以为十五军保存实力，但志愿军中部防线很可能崩溃。
“我们能打下去，只希望兵团在人力和弹药上给予支授。”秦基伟坚定地回答。
其实，仗打到这个地步，能不能坚持下去，秦基伟心里也没底。他在军部道德洞召开了作战会议，军师指挥员都表示要打下去，不能撤，这才坚定了秦基伟的决心。
但作为成熟的指挥员，秦基伟不能感情用事，他要把坚持打下去的把握，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他经常教育部下：“打仗不能打糊涂仗，要了解敌情，了解敌人作战特点。”为此，他提出要抓俘虏，掌握第一手情报。
很快，一名美军俘虏被抓到了秦基伟面前。他亲自审讯了美俘，详细盘问了正面美军的战斗序列、阵地纵深、官兵的情绪、哪种情况下伤亡大等情况。
通过审讯俘虏，再根据战斗情况分析，秦基伟心中有了数。
他在战斗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1.8万人，伪军(南朝鲜)1.2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2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
虽然对方还在不惜代价的增加兵力、倾泻炮弹，但秦基伟已看出，敌人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
秦基伟的分析是正确的。自10月14日开始“摊牌作战”以来，美七师打了12天，伤亡过重撤下去，换上南朝鲜第二师，又打了11天，也是一败再败，再继续进攻也无所作为。于是，美军第九军团长詹金斯少将决定从11月5日起，结束对597.9高地的进攻。
而在这之前的11月2日，美七师两个营和一八七空降团，加上韩军第九师两个营，共6个步兵营，在70多辆坦克、300余门大炮、几百架飞机的配合下，向597.9高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据守这个高地的只有十五军八十六团的八连和1个排。100多人面对敌人6个营的进攻，但他们并不胆怯，沉着应战。关键时刻，秦基伟把一三五团一连和一三四团的部分兵力调来加强防守。这一天，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发起了23次冲锋，发射炮弹20多万发，但没有丝毫进展。
秦基伟从敌人求胜的急躁情绪中，看到了对方在指挥上的失策。对方以6个营的兵力多路进攻，而且从晚上到白天不间断地以密集队形冲锋，不做隐蔽，不惜暴露，这就犯了兵家所忌。
敌人指挥的失误，正好为秦基伟提供了机会。他命令炮兵集中炮火前拦后打，进攻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一排排地倒下。这一天，十五军597.9高地的守卫部队只伤亡70人，却消灭敌人1500多人。尤其是九十一团八连，一个班创造了歼敌400余名自己仅伤亡3人的惊人战绩。
之后几天的战斗也打得十分残酷，但十五军总算咬牙坚持住了。
假如詹金斯再支持进攻下去，十五军也许就坚持不住了。秦基伟也承认这一点：“四十五师打得极为英勇顽强，负伤不下火线是普遍的；舍身杀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但该师伤亡也很大，已有17个连队人数在25人以下，有的连队基本没有人了，其本身已无力把这个仗打下去。……”
十五军还有一个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的部分兵力没有动，他们守卫在西方山一线，那里地处平康要冲，无法挪动。但毕竟克拉克和詹金斯没有坚持住，而秦基伟坚持住了。
胜与败也许就差之分毫。而分毫之差，就能区分出指挥员的优劣。
上甘岭战役不仅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也是意志、智慧、胆略的较量。在这后一点上，美国将军败在了中国将军的手下；“联合国军”败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下。
坑道坚守战阶段，十五军歼灭敌人1.4万，但也付出了5600人的代价。然而，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付出磨光了敌人的锐气，为战役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11月初，秦基伟已命令数千官兵秘密通过敌人封锁区进入坑道，做好了大反击的准备。
11月5日，志愿军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率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7个连，支援上甘岭战役，归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指挥。
在这之前的10月30日，秦基伟为了给十二军大反击创造条件，组织十五军四十五师5个连、二十九师两个连在坑道部队的配合下，向597.9高地实施了决定性的反击，到31日夜，除一个班阵地外，597.9高地基本收复。
大反击的任务是夺回537.7高地北山的阵地，同时巩固好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
秦基伟和李德生共同制定了反击方案：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和九十一团一部巩固597.9高地，以九十二团全部兵力恢复537.7高地北山；十五军的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八十七团除以部分兵力配合三十一师防守597.9高地、反击537.7高地北山外，其主力则部署于五圣山、忠贤山一带阵地，并把原来配属的7个炮兵群合并成4个，以加强炮火的使用。
11月11日15时45分，我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接着，秦基伟命令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向448东北无名高地佯攻；命令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攻击上甘岭以北无名高地，从两侧威胁537.7高地北山的敌人。最后，他命令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二团的两个连，分两路发起冲击。经过35分钟激战，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全歼了守敌。九十三团以一部兵力收复了597.9高地的最后一个班阵地。至此，上甘岭的两个高地全部被我军收复。
“联合国军”被赶出上甘岭两个高地表面阵地的消息被美联社透露后，汉城、东京、华盛顿军界、政界大为震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狗急跳墙，组织“联合国军”疯狂反扑。
敌人集中空前优势的炮兵、飞机、坦克，配合步兵展开了“波状进攻”：一个连上去，再上一个连，一个营上去，再上一个营，轮番冲锋，昼夜不断，但上甘岭我军阵地岿然不动。
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
但克拉克不甘失败，又组织了无数次的反扑，都以失败而告终。我军在大反击阶段共杀伤敌人2900余人。
11月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其“金化攻势”被我军彻底粉碎。
11月26日，十五军司令部发布上甘岭战役战绩公报：“在43天的战斗中，我打退敌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击落击伤敌机300架，击毁敌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使敌所谓‘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反战情绪沸腾了。杜鲁门总统本想利用上甘岭战役捞取Z治资本，却事与愿违，让上甘岭战役敲响了他Z治生涯的丧钟。
克拉克哀叹：铁三角的猛烈战争，在竞选总统高潮时变成了头条新闻，它使韩战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得民心的战争。板门店谈判桌上，美国人从叫喊“让枪炮说话”又回到了“叫人说话”上。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我忘不了上甘岭的英雄们。”
“永生难忘的时刻……”
秦基伟从云雀武装直升机上走了下来，在一位朝鲜人民军将军的陪同下走向上甘岭。当登上597.9高地时，他在“英雄黄继光牺牲处”的石碑前，深深地鞠躬行礼。然后，又面对东边的537.7高地北山行一鞠躬礼，向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表示哀悼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