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学道(1905-1928)，湖北省红安县詹店镇詹家堂村詹家田人，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为晚清医科太学生，到父亲詹必元这代则农忙务农、农闲行医。詹必元在行医岁月中，经常受恶势力的刁难和欺凌，为此多次到县衙过堂，其结果总是败诉。幼小的詹学道愤愤不平，痛恨当政的反动统治。詹必元把官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不会写呈子，故宁可变卖田地，也要培养儿子詹学道读书。怀着泄恨的愿望，詹学道刻苦攻读了10多年私塾，呈子也写得不错，但官司依旧失败。父子俩切磋后，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权势问题。
1925年旧历年关前，邻村詹家岗在广西任国民党军团长的詹必佑回家过年，詹必元特意带着儿子詹学道去见他，要儿子拜他为“干爷”，希望他能把儿子带出去闯一闯，也许能闯出个一官半职。若能如愿，多年积压在父子心中的冤气就可以一泄而出。但事与愿违，詹学道与这位“干爷”的政见不同，行军布阵的谋略各异，俩人经常是大吵大闹。詹必元闻讯后，便把儿子接了回来。詹学道在广西一年多的行伍生涯，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决心寻求新的出路。
这时，恰逢北伐军攻克了武昌城，农民运动的风暴席卷黄安各地。在董必武派回黄安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员学生江竹青等人引导下，詹学道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中。他带领附近三个詹姓村庄的男女青年詹达才、詹才福、詹必芬、刘国清、詹文敏等约20人，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同年冬经江竹青介绍，詹学道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父亲詹必元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以行医为名，走村串户，侦察敌情。年仅16岁的妹妹詹翠屏也参加了妇女会，宣传剪发、放足、反对包办婚姻等，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曾任中共陂安南县委妇女部部长。詹学道的塾师詹晓斋父女俩也先后参加了革命。詹晓斋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1927年春，詹学道接到戴学诗从武汉黄安同乡会寄来的书信，要他赴汉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詹学道也乐意学习军事，从事武装斗争，但赶到武汉时，招考期限已过。这时正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三镇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这种形势使他深受鼓舞。回到家乡，他组织农协会员，打击土豪劣绅。4月，同江竹青、周纯全等代表农民的意愿，两次智擒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八里区大土豪张英廷；多次突袭王家湾，镇压了黄安十八讼棍之一的张静香。还同詹才芳、詹达才等夜袭钟家湾，活捉了一惯鱼肉乡民的恶霸张风南。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下，詹学道同江竹青等转移到离家十余里的马鞍山一带密林中，坚持斗争。“青山岩石是我的床，松花野果是我的粮，哪怕豺狼多凶顽，头断血流不投降。”这就是他在坚持斗争阶段所作的一首诗。后来，革命形势更加严峻，詹学道按照上级的指示，转移到七里坪北部山区活动，昼伏夜行，袭击敌人。敌人悬赏捉拿他，并扬言对他家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在党组织的关心下，詹学道家老小被安置在七里区戴家冲村。其父詹必元依旧早出晚归，以行医看病为名，收集敌人情报；其妹詹翠屏坐在家门口做鞋底，负责望风。直到革命形势稍好后，全家才迁回老家。然而，这时的家，房子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三次，地基上的杂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家具器皿全无，仅剩下一张逃难前丢在水塘里的桌子。在极端的困难面前，母亲方氏显得异常坚强。她常说：“难中好救人，病中好试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鼓励全家挺直腰杆，坚持斗争。
9月间，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黄安。在中共黄安县委的领导下，詹学道参加了“九月暴动”。后来暴动遭受挫折，有的人有些灰心，詹学道却说：“不怕失败与打击，只怕对党和革命的前途没有信心”，要大家团结起来，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11月13日，中共黄麻特委领导黄麻两县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一举夺取了黄安县城，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詹学道参加了起义，并在起义后担任鄂东军第一路军第三班班长。12月5日，鄂东军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二军的突然袭击。在黄安城突围战斗中，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等200多名将士牺牲，詹学道和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等5人战斗到最后，跳
下城墙，从壕沟里爬起来，钻进锞子山的树林，连夜赶到了七里坪，与副总指挥吴光浩会合。
12月下旬，詹学道参加了在紫云区召开的木城寨会议。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余部绕过敌占区向黄陂木兰山转移，在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詹学道是转战木兰山的72位游击英雄之一。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于1928年初改编为第七军。詹学道任第七军分队副队长兼党小组组长，队长是他的人党介绍人江竹青。部队在转战黄陂、黄冈、罗田期间，餐风露宿，南瓜充饥，雨天在破庙里以稻草遮身。艰苦的环境，锻炼出詹学道坚强的意志和刚强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4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北部地区，举行“二次暴动”。后根据清水塘会议决定，进人河南光山南部的柴山保地区，实行武装割据。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布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分编为4个大队，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詹学道任大队长。
8月14日深夜，一向身体健壮的詹学道，突然身染重病，两腿小腿处溃烂，又患“二七”伤寒，高烧不退。部队缺医少药，无法医治，只好派人用担架把他送回家乡治疗，并安排他在治疗期间兼任中共八里区委书记。他的家乡詹家田是红区和白区的边沿，三面临敌，环境极为恶劣，唯一的有利条件其父詹必元是地方有名的中医。詹必元根据症状判断，儿子是因为经常走山路，没有绑腿保护，腿被野藤毒草划破，没有及时治疗而溃烂，加之夏天长期睡湿地酿成伤寒。这两种病都需要较长时间治疗。由于敌人的耳目很多，形势复杂，回家的当晚，詹学道被父亲安排到屋后的小坟山隐藏，因为这里有茂密的树木草丛掩护，比较安全。经过三天的精心治疗，病情有了好转。詹必元本想将儿子送往红区黄陂詹家寨，但苦于无人护送。为了既安全又免遭日晒夜露之苦，他将儿子转移到小坟山后面自家柴山附近一个偏僻废旧的窑洞里藏身，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农历七月初四)，詹必元给儿子詹学道送早饭。在洞口被邻村董家田的一个放牛的小孩发现。小孩回家后讲了这件事，被民团坐探张风朗听见。接近午时，民团兵分两路包围了窑洞，枪声大作。詹必元扶着儿子沿河岸往下跑，很快进入秀才湾地界。当时，秀才湾的农民正在收割稻谷，父子俩急中生智，想装作割谷的农民逃生。不料，他俩刚下田，那几个农民见后面有人持枪追来，吓得纷纷离散。父子俩见状，只好上河岸往张胡家方向跑，但为时已晚，从秀才湾方向追来的敌人蜂拥而上。詹学道知道难以逃脱，急忙对父亲詹必元说：“爸，你赶快走，现在是父不能顾子，子不能顾父，你赶快走呀!”
面对凶悍的敌人，詹学道举枪还击，但寡不敌众，身中9弹，壮烈牺牲。敌人将其首级割下，送往麻城歧亭邀功请赏。是年，詹学道未满23岁。
这次虎口脱险的詹必元，强忍着失去儿子的痛苦，继续为党工作。1929年初，他为妥善保护革命经费而延误隐蔽时间，被敌人发现后被捕，先后关押于黄陂、武汉。他在监狱中利用给狱友看病的机会，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多次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同年秋在武昌洪山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