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伊汉波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心里有一种冲动。因为它直接联系到1927年11月13日的黄麻起义，进而联系到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从鄂东走出去的人民军队，实在是让人热血贲张。
重走长征路，让我很关注这支部队的行动路线及历史作用。6月13日在红安烈士陵园举行启动仪式后，我的心怦然颤动。35年前我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所遇到的那个或许是当年失散的红军战士的眼神，让我一直在想，从鄂东走出去的英雄名录里，到底还有多少英魂没有回归故里，到底还有多少英烈的足迹不为人知？这次远行川藏高原阿坝，我翻阅了一些当地资料，参观了一些历史纪念馆，询问了一些当地百姓，真切地体会到了不少由黄麻起义（红安、麻城、黄陂三县）走出的英烈们所发出的撼天的豪气及壮歌，见证了他们在川藏高原留下的熟悉身影如同雪山巍然。
走进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影像资料显示，在1935年7月21日芦花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变动后的红军领导机构、组织机构及干部里面，参加过黄麻起义者甚多，如：第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二军参谋长郭天民等。到8月间恢复一、四方面军番号时，红四方面军里，仍有大批将领是从七里坪走出去的，如：第四军军长王宏坤（后为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唐天际（后为张才千）、第十一师政治委员陈锡联、第十二师政治委员胡奇才、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郑维山、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第九十三师政治委员叶成焕等。
不管是在两河口会议遗址，还是在卓克基红军长征红念馆，抑或是在巴西会议纪念馆及芦花会议会址处，都显示出从七里坪走出的军队，在长征中贡献赫然。
红四方面军在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后，撤离转移，一路征战，过铁道，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创建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敌军的三路围攻后，人数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
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当国民党再次组织“川陕会剿”时，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通报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兵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于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先后在一周内历经嘉陵江、剑门关两场战斗。后又乘敌慌乱之际，向纵深进击，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之敌，连续取得作战胜利。这对敌人是个重要牵制，对中央红军北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后，又展开了土门战斗。
在两河口会议遗址，讲解员讲到李先念率部为中央红军开辟通道时，表情十分敬重。她介绍，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是由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率先遣队西进懋功（今小金县）地区，扫清这一带敌人，为中央红军开辟安全通道。二是迅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6月初，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从汶川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向小金挺进，迎接下雪山的中央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从湖北红安走出来的李先念主席，了不起！”
在物资及兵员上，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在中央红军已过冕宁，向大渡河挺进时，红四方面军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6月，两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大批慰劳品送至中央红军驻地。其中包括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经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３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这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所经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錾字队，在砂石岩上将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如在理县九子村就有红军石刻楹联：“斧子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征东征西；万国九州如共产，五湖四海是红军，征南征北。”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有4000多条，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卓克基，讲解员说，红四方面军在所经地区还发挥了“播种机”作用。这些从南方来的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的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驻扎150多天，多次派人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帮助藏胞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游击队武装组织。在宝兴活动的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区、乡和村苏维埃。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红四方面军为壮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后因张国焘分裂主义，南下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另一部到达陕北。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抗战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在我国三个“将军县”中，除江西兴国外，湖北省红安县和安徽省金寨县走出的将军，多来自红四方面军。如：红安籍的有国家领导人（2人）：董必武、李先念；上将9名：郭天民、周纯全、王建安、韩先楚、陈锡联、刘华清、秦基伟、王诚汉、谢富治；中将12名；少将52名；另有相继担任省（部）军级领导干部150多名。麻城籍的有大将1名：王树声；上将2名：王宏坤、陈再道；中将7名；少将25名；省（部）军级领导干部近百名。黄陂籍的有大将1名：徐海东；中将4名；少将12名，等等。讲解员伸出大拇指赞叹：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证明，这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
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历经曲折，由北川入境，自东向西，折而向北，复由北向南，折而向西，最后才由西向北再次穿越雪山草地，离开川西北地区继续北上，三次穿越草地，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土门战役、松潘战役、包座战役、及绥崇丹懋战役，还有雁门关战斗、岭岗战斗、进袭松潘县城战斗、抚边和两河口阻击战、马岭山和薛城阻击战、巴郎山战斗以及分别在黑水和松潘、汶川地区击落国民党军飞机一架等，这些战役和战斗都表现出了由红安七里坪走出的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的险恶自然环境下，不怕牺牲与顽强作战的英雄气概。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极其悲壮惨烈的一幕。它是红军长征的延伸，是红军长征的尾声。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本身就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组成的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为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遭残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最后仅存的左支队800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历经40余天，走出冰天雪地、没有人烟的祁连山，经过安西地区4场血战后，幸存437人于1937年4月底5月初到达星星峡。
从红安七里坪举起火把，到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其中不知有多少英雄喋血，又不知有多少英魂含恨逝去。紧跟党走，坚定信念，不胜不休，无怨无悔，这支军队真可谓彪炳千古。人民记得，历史记得，山河记得。
英雄七里坪，丰碑永存！七里坪火把，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