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明明知道母校不存在了，但我还是很想去看一看。
四十年了，我真的找不到回母校的路，好在现在有高德地图导航。
地图上已没有沙河中学，但“沙河冲”这个地名还是有的。我们在“村村通”水泥路上，把车子开到不能再开的地方，下了车，穿过茂密的树林和竹林，便看到一个水库，绿树倒映其中，水很清，波很平，像一面巨大的翡翠镜。它不太像我记忆中的水库——那时周围的山上没有这么多苍翠的松树，却是我熟悉的水库。当年的水库大坝光秃秃的，斜面裸露着一块块垒砌的石头，我们经常比赛看谁先冲上坝顶；现在大坝的石缝里长满了油茶、灌木、荆棘和茅草，油茶的白花开得正旺，刺棘果黄里透红，酸甜酸甜的，正是当年的滋味。
这水库是为东干渠而修的。东干渠就是红安县的“红旗渠”，它上接与河南新县交界处的檀树岗水库，蜿蜒于红安东部的大别山麓，为红安东部地区干旱时提供灌溉水源。那时农业是命脉，粮食是关键，所有的土地都被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水利灌溉极其重要。红安是穷困的老苏区，按照国家政策是免缴公粮的，但红安年年是交公粮的模范县；老百姓饿着肚子也要交公粮！要配得上红色苏区的称号啊。
二
现在很多土地荒芜了，东干渠早就废弃了，水库里露出了我们当年冬天为方便淘米所凿的石级。
从水库大坝的西端往下七八十米就是我们学校。学校有两排曲尺形的房子，坐北朝南的一排从东往西依次是老师厨房、教室、仓库、教室、学生食堂，坐东朝西的则是办公室和师生的寝室。眼下却什么也没有，连一块断砖也没有，连一片破瓦也没有，只剩下与操场连成一片的平地，上面长满了灌木、荆棘、野蒿和茅草，看不清操场的边沿，找不到我们原来上学放学走的那条小路。办公室后面原来稀疏的小竹林，现在长成了茂盛的一大片。那小山之间的梯级稻田，现在看不出一点田地的痕迹，山冲里的树木已长到老高了。
三
那时，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扯一篮子猪草或砍一捆柴回家，就准备下一周的生活用品，要算好：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三餐，共十五餐，加上星期六早上和中午，每周共十七餐，就用一只能盛一两米的酒杯量平平的十七杯米，连同酒杯一起装入米袋里，用网兜装十七个大小差不多的红苕，再把中午炒好放凉的咸菜严严实实地装入那种又矮又粗的玻璃罐头瓶里。
这一斤七两米，十七个红苕，一瓶咸菜，就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吃食。
夕阳西下时，炒一碗饭，吃了，赶往学校。
天已经大黑，我们用酒杯量一杯米（一般总是没有完全平杯，总担心星期六的中午没米了）倒入陶钵，拿一个红苕，来到水库边。月光下，洗净红苕，用小刀将其切成小块与米混在一起，加入适量的水，放到学生食堂的台子上，然后点上煤油灯到教室里上自习。
到了半夜，值日生就把同学们的陶钵，装进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垒砌成的大瓮里。瓮桶的边沿，围一圈用谷糠灌制的长条的布袋，以防跑气，盖上木盖，压上几块大石头，用大火蒸煮。这种蒸饭的方式很费柴，几年下来，附近山上的柴砍光了，树也差不多砍光了，只有在假日里，跋涉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到大别山深处砍柴。
四
砍一担经烧的硬柴，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用一块塑料薄膜包一团饭当午餐，把冲担插在地上，将饭团置于高高的另一端，那些细小的黑蚂蚁还是钻进了饭团，嚼着掺杂黑蚂蚁的饭团，发出细微的吱吱声。现在想来，那可是“超级蚁力神饭团”啰。
口渴了就喝山泉水。大别山可不是处处都有清泉可喝的，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氹水，里面却有细小的红虫一曲一伸地翻动着，旁边还有一堆牛屎。
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在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那年冬天，汪立波将军在大别山同敌人战斗，身负重伤，没能跟上队伍。他躲进山洞，仅有的一点干粮吃完了，饥饿难耐中，忽然看见一只大尾巴松鼠。那松鼠一蹦一跳的，好像故意给他带路，王立波终于在一个石洞里发现了一堆毛栗子，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捡回了一条命。因此，我们在深山里砍柴时，也极想找到松鼠储藏的毛栗子。
五
用餐一般都是在教室的课桌上进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这种教室：屋顶由两个大大的木制三角架支撑，三角架上搁桁条，再在桁条上钉上瓦条，盖上瓦。窗子是没有玻璃的，冬天蒙上薄膜，天暖和就揭掉了。
麻雀在教室里飞来飞去，在梁上叽叽喳喳。
有一次，我把红苕饭端到了教室，拧开罐头瓶，咸菜里长出的泥状绿霉正好被班主任看到，李超业老师叫我到老师的厨房里去回一下锅。等回到教室，饭上面就有一坨麻雀屎。那雀屎稠的部分黑白相间，稀的部分泛出微微的绿色，甚是恶心。怎么办？吃不吃呢？如果把饭倒掉，就只有饿一餐。一周的粮食是按餐算好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一点多余的。
因此只能是把被鸟屎弄脏的那一块饭剜去，还生怕剜多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没油水，总感觉处于饥饿状态，要是剜多了一点，就只有更饿一些。
在家里，一般来说好歹总能找点东西塞肚子。在野外，也能对付——掐嫩蔷薇枝，抽茅草芽，挖野菜，摘野果……都是我们解决饿肚子的办法。在住宿的学校里，就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那点东西。
六
寒风夹着雪花斜舞着，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教室，同学们冻得瑟瑟发抖。下课了，我们关上门在墙角挤成一团，用“挤油”的游戏相互取暖。忽然门开了，走进一个干部模样的老人，他捏捏我们身上单薄的衣裳，摸摸我们冻得红肿的脸和生了冻疮的手，什么也没说，低头走出了教室。
放寒假那天，一批旧的军大衣似乎从天而降，大队干部将它们分发到每户贫下中农的家中。
母亲把军大衣拆开，将里面的旧絮撕得蓬蓬松松的，仔细地裁剪面料和里料，一点一点地铺好棉絮，一针一线地缝制着。
窗外，传来一阵阵“有破絮破鞋牙膏皮子换糖换针换洋火换发卡啦——”的声音，那是走村串巷的货郎担在吆喝。
从白天到晚上，母亲一刻也没有停歇。直到深夜，我一觉醒来还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外面的寒风把蒙窗户的塑料薄膜吹得嘭嘭直响。烘笼的炭火肯定早就熄灭了。我劝母亲早点睡，她说，你睡吧，一哈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魔术般地变出了两件军棉袄。因为布料原因，这军袄没有口袋荷包。母亲在军袄的左胸口绣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红星闪闪迎春来，红星闪闪把路开。我和弟弟穿上军袄别提有多么神气！村里能干的妇女纷纷效仿，也有好多人向母亲请教。一时间，村里好多大人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好多小孩穿着黄色的军棉袄，村庄好像变成了军营。人人精神抖擞，个个喜气洋洋。虽然大雪飘飘洒洒，到处银装素裹，但人们并不觉得寒冷，大家过了一个温暖而幸福的春节。
大人们感激地把这些军大衣称之为“韩衣”，我们孩子们却不懂。
几年后，我穿着军袄上了大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使我对多年前的少不更事恍然大悟：
那年冬天，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回了一趟红安老家。他走村看户，探访学校，目睹乡亲们盖的是破渔网式的棉絮，看到老人的肩胛骨在褪色的军装里冻得直打哆嗦，看到孩子们红肿的脸和溃烂的手。于是电令秘书：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七
学校两个班，八十多个学生，三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一个叫政治和体育，还有一个校工负责给老师做饭兼管学校的农田，中心学校的校长偶尔来给我们上一节音乐或美术。
喻安训校长的二胡拉得超级棒，他最爱拉的是《赛马》，好像把我们带进了万马奔腾的草原；喻校长的画画得特别好，他还把我们带到学校斜对面的山上，教我们画校园的全景。此外，我对我们的学习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忆，好像总是生产，劳动，农业学大寨。
那时的口号是“半耕半读，勤工俭学。”我们两个班种了十四亩梯级水田和八亩旱地。水田种两季水稻，我们学会了犁田，耙田，平田；学会了育秧，扯秧，插秧。还在田埂上种黄豆。旱地种小麦、花生、红薯、芝麻……花生套种在小麦的行距里。把红薯藤剪成三叶一节的长度，插在一条条的垄埂上。收芝麻时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四五捆蓬在一起，岗尖岗尖的。
每年春天到火连畈茶场采茶一个月。采茶，现在听起来好像挺好玩，挺浪漫，却是我们当年最怕的事情，春困啊！太阳照在身上懒洋洋的，直想睡觉，又必须完成每天的任务。
八
农忙时则到附近生产队割麦抢收，队里中午管一顿饭。
那一次，我先盛半碗很快吃完，又盛了结实的满碗。吃到一半，已经很饱了，又不敢浪费，就硬吃下去，胀得我赶紧跑到麦田深处大便，可一点也拉不出来，难受极了，既不能坐也不能站，只能四脚八叉地平躺着。
湛蓝的天空上，一堆堆棉花和一座座雪山移动着，好像要向我压下来，压破我的肚皮。胀比饿更加难受啊！我几乎不能动弹，感觉自己就要这样死去……
一群饿鬼把我肚里的食物抢光了，又开始撕扯我的尸体，噬尽了我的皮肉，还用锯子锯我的骨头，我都听到了“唰——唰——唰——”的声音。
原来是同学们割麦的声音把我吵醒了……
九
印象最深的是，为了把小河冲积的河湾改造成良田，我们两个班硬是从小山嘴中挖出一条直的河道。两个班分别从山嘴的两边向中间推进，为了比进度，大家是你追我赶。学校只有一头耕牛和一张大铁铲，一班下午用了，二班晚上再用。星光下，同学们的浅口胶鞋里塞上保暖的稻草，踩着带有冰碴的泥土干得汗流浃背。可怜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不能歇息的老黄牛……
我们当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的直河道现在也废弃了，里面长满茂盛的树木和荆棘，如果不仔细辨认是不容易发现的。那良田仍然被冲积成弯弯的河床，时值冬季，河里几乎没水了。大自然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十
我从1975年下半年至1977年上半年在沙河中学上初中，在这两年的初中生活中，除了能够背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以外，我都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知识，甚至连一本课外书籍也没有看过，也不知道自己懂得了一些什么道理。这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我似乎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虚度了，但我却时时想起这一段人生经历，觉得特别难以忘怀，现在想想，那岁月是苦难的，当时却没感觉到怎么艰难。这段经历甚至超过了我人生中的高中和大学。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高中就是为了备战高考，很紧张很枯燥；在大学里，恶补了初中和高中落下的不少知识，拼命的充电，人生充实而有意义。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五十多岁以后，我最想去看看的，还是我的初中母校，所以我来了——尽管她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