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思和（1915-1988），又名甘思河，出生于湖北红安七里坪镇山西冲村王家榜湾。14岁参加红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红军勤务员逐步成长为开国少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以灵活战术重创日寇；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围困永年城战役全歼顽敌，参与郑州战役配合淮海战役推进。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政委、北京军区干部部首任部长等职，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平原烽火中的统战智慧与游击奇谋
1939年1月，甘思和出任冀南抗日游击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主任。此前，三军分区部队在敌人的多次扫荡中损失很大，全区的武装力量不足500人。如何团结社会力量一致抗日，扩大分区武装力量便成为摆在甘思和面前最大的任务。
彼时冀南地区处于无政府的状况之中，当地土绅纷纷拉起了民团等地方武装。而这些武装力量中，既有旧式军人、惯匪，也有地痞流氓，其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甘思和深知，唯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才能在平原上站稳脚跟、抗击日寇。
他首先将目光投向永年县民团首领颜景安。颜景安系傅作义旧部，虽曾率民团有过横征暴敛之举，但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敌所用。甘思和判定，颜景安是具有民族自尊心之人，完全具备争取过来的可能。为此，甘思和多次孤身前往颜景安的营地，耐心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详细列举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战绩，深刻揭露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经过一次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颜景安终被打动，决定将手下近500人枪的武装全部交由八路军整编。
这一消息在冀南地区引发连锁反应，各路地方武装看到八路军的诚意与实力，纷纷主动加盟，分区武装迅速从不足500人扩充到3500多人。与此同时，肥乡、广平、曲周等县党组织也纷纷组建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冀南第三军分区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一度陷入低潮的平原大地，抗日烽火再次熊熊燃起。
1938年，甘思和（前排右一）与战友们在山西黎城
1941年，日军以“总力战”对冀南根据地展开全面“蚕食”，加上特大旱蝗灾害，粮食绝收，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3月，5000余日伪军分六路合围馆陶县西河寨，妄图一举歼灭军分区。当时主力部队外出作战，甘思和临时主持工作，他沉着冷静，迅速制定作战方案：令各县大队、游击队分散出击，广泛袭扰敌人，牵制其兵力；军分区主力部队隐蔽待机，寻找歼敌良机；自己则带领警卫营，负责掩护地委和专署机关突围。
当部队转移至广平县周庄时，西侧大路上突然出现了大批西进的日伪军，千钧一发之际，甘思和急中生智，想到此前缴获一批日伪军的军装军帽，当即下令：“全体换装！轻机枪集中使用，步枪上刺刀，准备伪装突围！”。日伪军见迎面走来一支“友军”，果然放松警惕，旗语沟通后便径直离去。凭借过人的胆识与应变能力，甘思和成功带领机关和部队安全转移至曲周县布寨，成功保存我军有生力量。
1941年秋，甘思和奉命组建永北支队并担任政委，在滏西地区开展敌后斗争。此时的滏西已被日军分割成“格子网”，据点、炮楼林立，封锁沟纵横交错，大部队难以机动，只能以连、排、班为单位分散作战。甘思和借鉴冀中抗日经验，灵活运用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带领部队在敌后穿插迂回：敌人将他们“挤”出村庄，他们就钻进芦苇荡、地道里，趁夜再“插”回去；敌人扫荡东边，他们就突袭西边的据点。
从1941到1943年，冀南多个军分区的领导干部在战斗中相继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而甘思和所在的第三军分区领导班子无一伤亡，部队也未遭受重大损失，成为冀南平原抗战史上的奇迹。他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更为《地雷战》《地道战》等经典影片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原型，在平原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
水淹永年，两年围困歼顽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坐落于“永年洼”低凹地带的永年城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冀南地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日军撤退后，王泽民、许铁英等2000余敌伪残部被国民党收编。为固守待援，他们封死城门、引滏阳河水灌入永年洼，淹没了19个村庄、两万多亩土地，将永年城及其四关变成了5座孤立的“水岛”。城墙坚固、水网密布，加上国民党飞机不断空投补给，军区主力两度强攻均未克城，永年城俨然成为钉在冀南平原上的一颗“毒钉”。
1945年11月，甘思和回到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任第一副政委，主动承担起围困永年城的艰巨任务。根据刘邓首长“集中主力打击国民党正规军，对孤立据点采取长期围困”的指示，甘思和与副司令高厚良制定了“困死敌人在城里，消灭敌人于城外”的作战方针，在永年城周边村庄和大堤上布下防线，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围困战。
甘思和带领指战员和永年、邯郸、曲周等5县的5万民工，吃住在工地，日夜鏖战修筑封锁工事。他们在西、北两面大堤构筑1.3米高的胸墙，于东、南两面修建底宽5尺、顶宽2尺、高1丈、长30华里的封锁墙，墙外侧开挖深3米、长24华里的壕沟；沿城四周修建大小炮楼59座、地堡170个，耗用砖块155万块，投入人工24万余，建成一道环城45华里的“城外城”。为彻底封堵敌人出入要道，甘思和专门请来冀南军区9位爆破专家，指导部队在永年城周边布设11000多颗地雷，形成一道“寸步难行”的死亡防线。
1946年春，甘思和在河北肥乡与战友们合影。后排左起：甘思和、高厚良、赵凤海、王万春、王一民；前排左起：温光中、马国瑞、焦善民、李福祥、梁毅民
甘思和敏锐判断，敌人必然会拼死突围，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防范措施：加强前沿阵地警戒，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组织永年、邯郸等县民兵联防，形成层层堵截的包围圈。10月3日，敌人果然派3名代表乘着木筏来到我军驻地，谎称要洽谈投降事宜。甘思和一眼识破其“假投降、真突围”的诡计，当即提出三条受降条件：交出指挥官钟毓麟和电台；撤回四关兵力，集中城内等候受编；10月4日15时前必须完成投降程序，逾期将发起总攻。
10月4日，天空下着蒙蒙小雨，城内敌人毫无投降迹象，此时甘思和正患痢疾、发高烧，但他强撑病体，亲自到前沿阵地调整作战部署。当晚21时，城内突然传来“八路军，我们投降，往哪走”的呼喊，随后大批敌人蜂拥而出，妄图趁雨夜突围。甘思和当即大喊：“同志们，敌人是突围不是投降，给我狠狠打！”埋伏在阵地里的战士们立刻开火，密集的子弹织成火网，当场击毙敌人770多人。
历时近两年的永年围困战，最终以全歼2000余顽敌、解放永年城告终。这场战役，甘思和以超凡的毅力、卓越的指挥，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上创造了“长期围困、关门打狗”的经典战例，不仅拔掉了国民党在冀南的最后一颗“钉子”，更彰显了他攻坚克难、善打硬仗的铁血特质。
1947年12月，甘思和在回隆镇庆祝永年解放时留影
和平年代的初心坚守与使命担当
建国后，甘思和的战场从烽火前线转向和平建设，历任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政委、炮兵部队政委等职。炮兵工作对他而言是全新领域，他不畏困难，边实践边摸索，跑遍华北军区每一处炮兵驻地，深入掌握部队思想动态与实际情况。针对和平环境下部分官兵出现的和平麻痹、居功自傲倾向，他及时组织开展“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思想政治教育，倡导艰苦朴素作风，有效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为和平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迅速动员部队，深化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完成赴朝炮兵部队组建，极大激发了官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
1955年，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甘思和出任首任干部部部长，牵头负责授勋授衔工作。此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他与干部部同志逐人梳理档案、吃透政策标准，坚持严格把关、公平公正，确保每一位有功人员都能获享应有荣誉。对因病未能参会的老同志，他亲自带队上门，将勋章、军衔送至病床前，把党中央的关怀与温暖传递给每一位革命前辈。干部工作中，甘思和始终秉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原则，将党的干部路线与部队实际紧密结合，为军区选拔培养大批优秀干部。他常说：“管干部的人，就要想干部所想、急干部所急。”他既关心干部成长进步，也对其家属子女上学、就业、健康等事宜关怀备至，千方百计为干部解决后顾之忧，不少干部感慨：“甘部长比我们自己还周到，干部部就是我们的娘家！”
1970年，甘思和（左）与张维汉（中）等战友合影
他尤为牵挂烈士家属与后代。战争年代，华北军区诸多高级指挥员为国捐躯，遗孀、子女散居农村，生活拮据。甘思和深知，烈士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照料好其家人是党和军队的责任，遂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主动提议，将散居农村的烈士子女接入部队子弟学校，学习、生活费用全由军区承担。提议获一致赞同，此后，原冀南军区司令员桂干生、旅长赵海枫等烈士子女，陆续被接到北京“八一子弟学校”、石家庄“七一子弟学校”就读。
1988年10月26日，甘思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花圈致哀，近千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位从红安走出的放牛娃，于烽火中坚守信仰，在战场上挥洒热血，在和平年代践行初心，用一生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他的事迹如不灭火炬，永远照亮后人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