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推开老屋阁楼那扇熟悉的木门，是在2016年春天——推倒老屋建新居的前夕。吱呀声依旧，仿佛岁月悠长的叹息，在寂静中漾开。日光穿过破损的亮瓦，斜斜地倾泻在积尘的旧书桌上，碎成一片片朦胧的光斑。光影摇曳间，一个瘦削的身影仿佛又伏在了案头：青布衫，衣袂被穿堂风轻轻掀起，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蝶影，定格在时光深处。

思绪溯流而上，回到80年代鄂东南的乡村。贫穷如同冬日屋檐下悬垂的冰凌，坚硬而寒冷，在暗夜里泛着清冷的光。二姐常说自己是“晒着月光长大的”。鸡鸣三遍，她便摸黑起身，踏着露水浸湿的十里山路赶往镇中学。粗布书包里，咸菜罐与课本的碰撞声，总夹杂着两本借来的《作文素材集》书页翻动的细响。寒暑假期，同龄人多在田间挣工分，她却蹲在田埂上，用枯枝在泥地里演算代数。那些算珠般的数字，在泥土上排成笔直的队列，常引得路过的老会计驻足，啧啧称奇：“这丫头写的数字，比我们账本上的还齐整哩！”

老宅阁楼的木窗棂间，经年沉积的光影，成了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二姐伏案的身影，让那方寸之间投在墙上的菱形光斑，都铭记了她每日移动的轨迹。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时常惊扰了梁间筑巢的家燕。寒冬里墨水瓶冻成冰碴，她便呵着团团白气，搓搓冻僵的手指，继续一笔一划地誊写。学校油印室的王师傅至今记得：“全镇四十三个村，就数这丫头的作文传得最远，孩子们都说那纸页里，能听见算盘珠子拨动的脆响。”

1991年的蝉鸣格外嘹亮，穿透了财校礼堂的琉璃瓦。二姐攥着毕业证书的红封皮，那鲜艳映亮了她眼底的光。乡镇财政所的算盘，从此便有了新的韵律。那年深秋，为核对一笔三毛五分的农业税差额，她蹬着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跑遍了三个村落。暮色四合时，沾满泥土的账本在车筐里轻轻摇晃，后座绑着的田亩册被山风吹得哗哗作响。“老陈家的田亩数，少记了七分三厘，”她指着泛黄册页上清晰的笔迹，对村长认真解释，“差之毫厘，账目可就失之千里了。”语气平静，却透着磐石般的笃定。

200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省电视台的镜头聚焦在颁奖台上。二姐接过“十大财税工作者”证书，特写镜头扫过她那双曾无数次拨动算珠的手——指节上，是经年累月磨出的、厚厚的老茧，如同无声的勋章，镌刻着二十余载与数字、账册相伴的岁月。台下无人知晓，她身上那件挺括的藏青西装，是十年前用整整一个月的工资置办的“体面衣裳”。有记者追着询问成功的秘诀，她只是微微一笑，目光投向窗外抽芽的梧桐，轻声道：“老枝托着新叶长，根扎得深，叶子才亮堂。” 话语朴实，却似蕴含着泥土的智慧。

如今漫步在县财政局明净的走廊，仍能听见她办公室里传出的算珠脆响。年轻的科员们常说，那声音像极了山涧清溪，不疾不徐地叩击着青石，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沉静的韵律。2025年，退休交接的时刻到了。三十五本账册在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列成方阵，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她提笔，在最后一页落下批注，红字力透纸背：“1991-2025，收支平衡，账清如镜。”阳光穿过百叶窗，温柔地落在褪色的算盘上，檀木梁架泛着温润的、岁月沉淀的光泽。

正月初的老宅新居，暖意融融。一家人围坐火塘，说笑声驱散了冬寒。老娘忽然像变戏法似的捧出原珍藏阁楼的铁皮盒子。打开褪色的笔记本，一枚枫叶书签悄然飘落——那叶脉间，仿佛还凝着80年代某个清晨的微光。孩子们争抢着看本子里工整的字迹，二姐当年的满分作文在泛黄的纸页上静静诉说。窗外的雪光与室内的暖黄灯光交融，为那些字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墙角，那把老算盘静默无言。梁间似有燕语呢喃，细碎而温暖。而阁楼的那束光，穿越了漫长岁月，始终在记忆的最深处，温柔地、执着地，轻轻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