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杨老先生仙逝，这些天我一直在缅怀，翻看旧时日记，我把20年前那篇电子版日记《水泊梁山杨伍相》，先发在我的公众号了，这两天翻看之前的手写日记本，追忆我初参加工作时与他的那些交情，稍作整理，就写成了这篇《初识站长杨德明》，聊作难以忘怀的铭记。
初识站长杨德明
1985年8月1日，我磕磕绊绊地走出乡关，来到广播站上班。开始接纳我的是张泗元站长。大约半个月后，我才认识杨德明站长。
记得那日天气燥热，室外烈日当空，烤得人身上直冒汗，编辑室内的一台吊扇不停地转动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干着各自的事儿。不知是文艺节目编播华金桂，还是新闻播音员蔡莲惊喜地喊了一声：“杨站长回来了！”
这时，我见到一位头戴白草帽，面庞古铜色，挂着兜嘴胡，上身蓝背心套白绸褂，敞开着衣襟，下身扎一条长裤，卷起了一截裤筒，背后背着个旅行包的中年人，一脸笑意地站立在编辑室的大门口。
大家把他迎进编辑室来，有地接过他的旅行包，有的给他端茶倒水。他落座后，从头上脱下草帽来，头顶上光秃发亮，滑溜溜的。“原来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我当即在心底里生出了这么一点幽默。他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编辑室里顷刻之间谈笑风生。
谈笑间，我才知道这位杨站长是去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归来的。此前我并不知道我们广播站还有这么一位站长，他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他认识比我先两天来报到的小周，向小周问长问短的，面对陌生的我，却有些迟疑：“他……是？”张站长向他报了我的姓名，还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杨站长礼节性地跟我握手问好，我则很担心他能否从内心接纳我。
在广播站编辑室经过了两个月的语言修炼和新闻体裁识别，加之常常被派出去参加党政和部门的会议采访，我刚刚摸到新闻采编的门边儿，但还未初见成效。转眼间，暑热渐退，秋天到了。院内树叶有的已经开始变红，国庆、中秋两节快要临近。
未曾想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局长突然走进了我住的那间斗室访问：“怎么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见你在上级报刊发表点什么呢？”平日里，我跟他碰面时，总是见他一副稳如泰山，不苟言笑的面孔，这时显得更加严肃，深不可测的样子，连同那句问话给我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我向上级报刊和电台投过一些稿，可还没有用出来，可能是我写得不行，或是点子抓得不好。”我嗫嚅着，心中忐忑不安，诚惶诚恐。
“新闻写作不同于文学创作，要多研究报纸，掌握宣传报道动态，从别人的文章中学习选角度，虚心向老编辑记者请教，希望能早点在报上看到你的新闻作品。”局长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新闻界前辈，他的这些要求有如一块磐石，重重落在我的心尖上。
国庆前夕，局长又来到编辑室，主持召开了一个采编工作专题会。指示两位站长要把“带好新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求正副两位站长各自要带好一个新手，他把好的小周交给了张站长，难度较大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杨站长手里。虽然局长是这么分工的，但两位站长对我和小周都是不分彼此，一样关心、爱护、帮带和培养，待我们亲兄弟一般，只是由于是“奉旨带人”，各有侧重而已。
听说杨站长也是农民出身，从一个农民通讯员走出大山，成长为记者，后来才当上站长的。人挺幽默，爱体察民意民情，没有官架子，常常自称“杨焕生”“老贫农”，跟我们大伙儿挺亲近，总是有说有笑的。如此这般，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距离感”，我心中的那种压抑感也有所缓解。
国庆节期间，一股寒潮不期而至，气温骤降，局机关院内一棵棵笔挺的水杉，几天之内便由绿变红，仿佛满身红樱披挂在树枝上，有些已被秋风扫落在地，爱漂亮的女士们已经开始穿上了中长风衣，飘逸在大街小巷。假日里，我上街转了一圈回来，感觉到一阵凄清与冷漠，独自站在编辑室门口，看着摇曳的树枝，飘飞的落叶，不禁生发些许迷茫，几分惆怅……好在节后寒潮渐退，气温回升，编辑室很快恢复了按部就班，工作氛围又变得火热起来！
十月的艳阳普照大地，凉爽的秋风翻动着稻海金波。党中央在前不久召开了党的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倡导干部队伍年轻化，原则上通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官方正在层层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杨站长对我说：“永河区的区委书记曹汝清，是最年轻的区委书记，那里的工作很有起色。”他决定带我到永河区采访。我们在车站搭乘一辆大客车去永河，可还未到达终点站，他就喊司机停了车。
我们先在隶属于永河区的桃花乡下车，采访了福利院的老人，然后步行到区公所，曹书记已在办公室等候多时，很热情、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谈了他们贯彻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些“硬招”，又谈了加强信访工作，促进社会稳定的好成效。他陪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去忙别的事了，将我们交给办公室主任王辉淼。
王辉淼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听说在“文革”前出版过《铜墙铁壁》的长篇小说，“文革”期间搁笔，现在又开始写小说了，已在江西的文学期刊《星火》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那时作家在记者面前似乎要高个档次，但他显得低调而谦虚。他安排我们下午在区公所招待室休息，我就在那里翻看桃花福利院的采访笔记，请教杨站长那里的报道该怎么写。
次日早饭过后，王主任带我们到椿树乡韩塘小学采访，采访对象是粉笔厂的厂长余新怀，是个瘸子，杨站长称他是二十世纪80年代的铁拐李。记得那天我们是在韩塘小学吃的午饭，学校的校长和两个老师作陪，做了炒鸡蛋、红烧肉之类的荤菜，还有永河千张、青椒之类的家常菜款待我们。校长客气地说：“学校条件差，没有好招待。”可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回区公所时，我们沿着乡间小道一路走，一路谈论着写作上的话题。阳光斜照，微风轻拂，山峦田野都弥漫着浓厚的秋气，林子里的雀鸟叽叽喳喳的，岗地里忙碌着三三两两的人影，田间翻滚着一波波金黄色的稻浪。我想起这里时，在路边看到过一大片长着穗长粒大的稻谷，就提议去采访一下那是谁种的，什么品种？
王主任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在桃花与永河之间，那儿有一畈稻田，畈上横过一架引水渡槽。”
“那可能是西张元村。”王主任对全区的情况都很熟悉，对我们说，“那个村子有个种子专业户，善于引进优良品种。”
杨站长说：“那我们下午就去采访他。”
王主任看了看快要下山的太阳说：“还是在区公所歇一夜，明天再去吧。”
“我们晚上就在种子专业户家里住一宿，不再麻烦你了。”杨站长谢绝了王主任的好意。
来到西张元村的田畈中，天快擦黑了。
那片稻子一穗穗压弯了腰似的，几乎要匍匐在田间，给人一种丰收的喜悦。
我们问一位送肥的大嫂：“这是谁家的稻田？”
“张守志家的。”送肥大嫂挑着担子回答。
我又问：“这是什么品种？”
“玉米稻呗。”大嫂磨转了一下肩上的担子，换了个肩。
“张守志家住在哪儿？”杨站长请她给我们指路。
“在村子西边那个山坡下。”大嫂放下肩膀上的担子，偏着头向村子那边张望着，抬手指着张守志家的住宅。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去，找到了张守志的家。张妻看到我们是陌生人，好奇地问：“找我家守志有事吗？”
杨站长出示了记者证，对他说：“想采访他种玉米稻的事。”
“好哇，欢迎欢迎！”一个中年汉子从屋后山坡上走下来，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我们跟他妻子的对话，向我们迎了过来，责备妻子说：“你还不请人家记者同志进屋去，愣在那儿做什么事？”
我断定他就是张守志了。中等的个儿，壮实的身板，黝黑的皮肤，麻利地手脚，一见面就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
晚上吃了张守志的家常便饭，我们感到身心特别温暖。张守志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引进和种植玉米稻的时间、地点，技术要领和获得的收成，我们在他家那盏瓦数不高，呈金黄色的电灯泡下不停地做着采访笔记。相比于杨站长，我做笔记的速度显然要慢一些，不像他那样笔走龙蛇，行云流水般地快。末了，我对张守志说：“你刚才说得太快了，我没有全记下来。”杨站长满不在乎地冲我笑了笑，好像是示意说他都记清楚了，但张守志还是向我们出示了技术资料，我抄了一些在采访本上。
次日天明，我见杨站长将一斤粮票、五元钱作为“伙食费”，悄悄地压在张守志家的茶叶盒下，就告别了张家，带着我向另一个专业户家赶路。
下一站是采访种藕的专业户江传洲，他看上去五十开外的样子，住在桃花乡西南边的一个村庄。那时的江传洲很有名气，他种藕致富的事迹上了地委编辑出版的《改革潮》，被誉为“过河的卒子”敢闯敢干。从西张元走到江传洲这个村庄，我们几乎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江传洲正在藕田里挖藕，见有记者来访，他倒不像张守志那么喜出望外似的，忙不迭地欢迎，只是汗涔涔地回屋来接待。他那谈吐举止颇有些改革家的风度，不像是种田做得，老实巴交的泥腿子，倒有些像是个区乡干部。在江家吃过午饭，我们采访记录到了下午四点时分，才打道回城。
又是一路步行。杨站长在前面健步如飞，我在后边紧紧追赶。没想到我这个曾在深山老林里艰苦地跋涉过两三年的年轻人，走起山路来还不及于他。由此我又对他增添几分敬畏。夕阳的余晖在西山隐去，县城已是华灯初上，城郭依稀可见，我们终于走到了郭受九门前的公路上，离城再只有四五里路了。我在后边气喘吁吁地喊道：“歇一会儿吧！”杨站长这才在路旁停下脚步。
“怎么样？当记者的活儿也够累人的吧！”杨站长看着我一脸的疲惫，半是逗乐半是“挑战”地问。
“这不算什么，什么累活苦活我都干过，比这更长的路程我也赶过。”我虽然心里服输，但嘴里却不示弱。
“还嘴硬呢。”杨站长喝了一口随身带的水杯里的水说，“以后采访我就不再带你了，你自己可以慢一点，但不要忘了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快步走’的采访经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当记者要有吃苦的精神，要保持他那“老贫农”的本色，脚踏实地地走村串户，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去采访，获取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不能总是坐在车上“走马观花”，坐在会议室内听人家介绍情况，或者照搬照套、改造加工人家提供的“现成材料”。
这次采访的素材多多，感触深深，既对我的记者生涯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我此后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那时还不太会写新闻稿，运用这次采访到的丰厚素材，关起门来写了半个月，消息《永河区委认真贯彻十二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讯《八十年代的“铁拐李”》《“过河的卒子”又有新招》《桃花福利院的笑声》等几篇质量不是很好的稿件，经杨站长多次修改完善，很快在本站新闻节目里播出，还有几篇在本站播出后，投稿到上级报刊被采用，消息《永河区委认真做好信访工作》的做法与成效在《黄冈报》上报道，《张守志引进玉米稻，晚稻夺高产》的经验和技术在《黄冈报》《湖北科技报》上推广，张守志当年收获的玉米稻，作为来年的晚稻种子被各地的农民抢购一空……
总算是不虚此行，杨站长向我流露出欣慰的笑容，编辑室的同志们也认为我进步很快，局长再见到我时，也不再板着那么严肃的面孔，渐渐地变得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了！那年年底时，我和小周收获一个意外的惊喜：局里给我们每人发了80元“年终奖”。杨站长凑到我耳边低语：“那可是局长特批的！”
广播站升级为电台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轰轰烈烈的鞭炮声，升级仪式上大家也收到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位来自农村的陌生人给电台送来一份厚礼。大家定睛看他时，都认不出他是谁，只有杨站长熟悉那副面孔：他是永河区西张元村种子专业户张守志。这是后话，当时我已经离开广播站，当杨站长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也感到很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