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刘飞将军
刘飞,原名刘松卿,曾改名为刘松清、刘清,1905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八里镇罗家田湾,1927年任县农会主席，同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刘飞将军身经百战、智勇兼备、军政双全,曾6次负伤,是能征善战、叱咤风云的战将，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军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将军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街。以下故事主要由刘飞子女回忆组成。
“药是重伤员的，不是给我儿子的！”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育有7个子女,老大是儿子,1941年生于皖南事变非常时期,取名刘非常。1944年,刘非常因患白喉夭折,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晚年的母亲对大哥的思念似乎格外强烈,每当看到蹒跚学步的孩子,她总会喃喃自语,久久凝视……在之前我只知道哥哥患病夭折，直到我父亲的老部下，郑治叔叔给我讲述我才知道当年的情况：
当年父亲身边有一个近三岁的儿子（就是我的非常哥哥），年龄虽小，但很懂事、很可爱，嘴也很甜。与妈妈在一起，从不烦人。小小年纪随着部队行军是家常便饭，途中知道要乖乖的，克制自己不能暴露目标。到了宿营地，还学战士的模样，跟着到老乡家嘘寒问暖，常逗得老乡和战士们哈哈大笑。战士们训练时，他就会肩扛小树枝，跟在队伍后面，像模像样地迈步子，学刺杀、卧倒等。当时，他就是部队干部战士闲暇之余的开心果。父亲更是对儿子痛爱有加。战斗之余，父亲只要见到儿子，总是先举过头顶，再用满脸的胡须去扎扎那稚嫩的小脸，这是他们父子俩不变的见面礼。然后就是给儿子津津有味的讲战斗故事，有时还会教上几句革命歌曲。只要有人问小家伙长大了想干什么？必定是挺起小胸脯有力的回答：跟爸爸一样，打小日本！
谁知有一天孩子被传染上了“白喉”病，治疗及时，完全是可以治好的。但抗战时期，部队的药物非常匮乏，也来之不易。就在军医准备用“盘尼西林”（青霉素）为我哥哥治病时，被闻讯赶到的父亲坚决地阻止了。父亲非常严肃、坚定地说：这药是给重伤员用的，我的孩子决不能用。这是命令！父亲说话时两眼湿润了。谁都知道，如果不用“盘尼西林”，孩子就有生命危险。父亲当时也完全知道放弃治疗的后果，就是意味着对他儿子生命的放弃。妈妈眼睁睁地看着抱在怀里唯一的孩子，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而痛苦的离开了人世。当时在场的人都留下了眼泪。郑叔叔说，你父亲把战士们的生命看的比自己唯一儿子的命要重，对我们的教育太大了，以至我们终身难忘。郑叔叔在电话那端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
当年父亲身边有一个近三岁的儿子（就是我的非常哥哥），年龄虽小，但很懂事、很可爱，嘴也很甜。与妈妈在一起，从不烦人。小小年纪随着部队行军是家常便饭，途中知道要乖乖的，克制自己不能暴露目标。到了宿营地，还学战士的模样，跟着到老乡家嘘寒问暖，常逗得老乡和战士们哈哈大笑。战士们训练时，他就会肩扛小树枝，跟在队伍后面，像模像样地迈步子，学刺杀、卧倒等。当时，他就是部队干部战士闲暇之余的开心果。父亲更是对儿子痛爱有加。战斗之余，父亲只要见到儿子，总是先举过头顶，再用满脸的胡须去扎扎那稚嫩的小脸，这是他们父子俩不变的见面礼。然后就是给儿子津津有味的讲战斗故事，有时还会教上几句革命歌曲。只要有人问小家伙长大了想干什么？必定是挺起小胸脯有力的回答：跟爸爸一样，打小日本！
谁知有一天孩子被传染上了“白喉”病，治疗及时，完全是可以治好的。但抗战时期，部队的药物非常匮乏，也来之不易。就在军医准备用“盘尼西林”（青霉素）为我哥哥治病时，被闻讯赶到的父亲坚决地阻止了。父亲非常严肃、坚定地说：这药是给重伤员用的，我的孩子决不能用。这是命令！父亲说话时两眼湿润了。谁都知道，如果不用“盘尼西林”，孩子就有生命危险。父亲当时也完全知道放弃治疗的后果，就是意味着对他儿子生命的放弃。妈妈眼睁睁地看着抱在怀里唯一的孩子，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而痛苦的离开了人世。当时在场的人都留下了眼泪。郑叔叔说，你父亲把战士们的生命看的比自己唯一儿子的命要重，对我们的教育太大了，以至我们终身难忘。郑叔叔在电话那端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
知道这事后我向妈妈提起此事，妈妈出奇地平静。她说：在那个年代，谁都会这样做的。但是，孩子临终前那无助和充满期盼的眼神，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啊，做为一个母亲,在可以救而又不能去救自己的孩子时，内心是多么痛苦！但她认了，毕竟战士的生命要比自己孩子的生命重要的多！我可亲可敬的父亲，我坚强慈祥的母亲，你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了革命的胜利，毫无保留得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孩子的生命！
言传身教 去除“骄、娇”气
爸爸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吃尽了千辛万苦。参加革命后，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从未停息。解放后生活安定了，但他从未忘却过去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工农的朴实本色。我们家姐弟六人，三个姐姐从小就住读子弟学校，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1957年，我们家搬到繁华的大上海，环境变了，我们接触的一切都变了，爸爸及时地教育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不要被灯红酒绿的环境所迷惑。爸爸妈妈的袜子都是补了又补还在穿，内衣更是补丁加补丁。我们兄弟三人从小都是穿着姐姐们穿过后改的衣服，鞋子都是妈妈自己做的，一直到上初中，也很难穿一件新衣裳。在学校我们穿着改小的军衣，虽然鞋子和衣服基本都有补丁，而且是旧的，可我们感到很自豪。
我们兄弟三人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每天一大早我们就迎着晨曦从淮海西路步行到静安寺，中午在教工食堂蒸饭吃，下午放学又踏上归途。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从未间断过。虽然爸爸就在静安寺附近上班，可我们从来没有“搭乘”过爸爸坐的汽车。爸爸妈妈看到我们这样非常高兴，夸我们能吃苦。爸爸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你们要记住，爸爸是农民出生，参加革命前是码头工人，千万不要像有些干部子弟那样有‘骄、娇’二气。你们从小就能加强磨练，小小年纪走这么远的路是不容易，但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克服娇气，真是一举两得呀！”
作为一名老党员，父亲的组织观念极强。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身居高位，他都始终如一。“是党员就是党的人，应要对党忠诚老实。没有组织观念，就算不得共产党员。”这是他时常教诲我们的话。记得有一次，我们兄弟三人难得从部队回家团聚，父母都很高兴。晚上父母休息了，可我们谈性正浓。突然父亲身披棉袄闯进门来，看着他严肃的面容我们楞住了。原来在交谈中议论各自领导的话，被隔壁已经就寝的父亲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我们：“你们算什么共产党员，背后议论领导！他们代表一级组织，有意见到会上去提，这样瞎议论，对工作对你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严厉的批评，使我们哑口无言。可心里还不太服气，认为是小题大做。这时父亲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他说：“我从抗大毕业后，同另外几十名同志一起奉命调新四军工作。临行前，毛主席亲自找我们谈话。他说：‘你们都是师、团干部，到了新四军，只能担任营、连级职务，同志们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加强组织观念，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照主席的教导，在新的岗位上拼命工作，英勇作战。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的骨干。”从此，我们兄弟三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服从组织决定，不断地增强自己的组织观念。
“什么都不留下”
父亲出生贫苦，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三岁丧父，八岁给地主放牛、打短工，后到武汉当茶役、当码头工人。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熬过来的。因此，他的吃苦耐劳性特强。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不少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可劳动人民的本色从未改变。他对吃穿从不讲究，夏天最爱穿旧布条打的“草鞋”。一般人都不屑一顾的粗茶淡饭，吃在他嘴里总是香喷喷的。给父亲做饭的炊事员都说：“我们首长的饭菜最好做，我烧什么他就吃什么。”勤俭节约是他的嗜好，我们谁要不注意随手关灯，就免不了挨顿训。直到晚年，他行走不便时，每天晚上仍要楼上楼下的巡视一番，一个水龙头一个水龙头，一盏灯一盏灯地检查。
父亲总告诫我们说：“自己的路自己走，想靠父母是靠不住的。不要学那些没出自的孩子，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张口饭……”帮助我们克服盲目的优越感，养成独立性，各自去闯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我们兄弟三人相继应征入伍在当战士的几年里，大家都难得回家。父亲也从未给我们写过信，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诲却时常回响地我们耳旁。激励我们努力工作。在我们入党，提升等问题上，他从不利用职权加以干涉，给我们的只有一句深沉的话：“各自好好干！”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蕴涵着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始终努力的工作学习，在基层工作最短的也有十几年。当我们有调动机会时，父亲从不为此去找关系，反而对我们说：“当兵就要在基层锻炼，想进机关图舒服是不会有长进的。你们不要指望父母，要有出息就得靠自己去干，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就这样我们都一直在基层部队工作了十七、八年，多次立功，二弟还被评为“南京军区精神文明标兵”。我们都成为各自单位的骨干。
父亲的言行影响着我们，从小就培养成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好习惯。父亲常说：“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这洋房、汽车、家具统统是公家的，连我这个人都是党的。我死后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亲爱的父亲，您可知道，您给我们留下了是难忘的教诲，是奉献，是奋进，是追求。您给了我们“人之初”，给了我们智慧和力量。给了我们一生中的无价之宝——自力更生、廉洁朴实！
“我个人不算什么”
父亲由于长期过度操劳,1964年3月底的一天,胃病发作,昏倒在会议室,被送往上海华东医院抢救,经检查,患了胃癌。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的亲自关怀下，当即在华东医院手术,父亲的胃被切除四分之三。由于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和母亲的悉心照顾,父亲终于闯过了这一关。病休期间,父亲本想写点回忆录,但《沙家浜》一剧打消了他的想法。《沙家浜》是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的。父亲既是《芦荡火种》的人物原型,又是该剧素材的最初提供者,也是该剧创作的热情支持者。那是1939年9月,在江阴顾山战斗时一颗子弹打进父亲的胸部,后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忍受着伤病的折磨,率领36名伤病员和10余名医务人员,在阳澄湖畔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使这一带的抗日武装(简称“江抗”)日益发展壮大。
淮海战役时,第二十军的新华社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对父亲进行采访,父亲向其讲述了上述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片断,并要崔左夫好好写一写这些事。崔左夫听后十分感动,经过进一步采访,于1957年写成此稿,题为《血染着的姓名》,并以此稿作为“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投发。1958年春,崔左夫的老战友、上海沪剧团副团长陈荣兰将此稿推荐给剧团的编剧文牧,文牧遂将它改编为剧本《碧水红旗》。当他们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此时,父亲的秘书高松和我母亲刚刚完成由父亲口述的36个伤病员战斗生活回忆录《火种》,父亲便将《火种》文稿交给他们参考。陈荣兰、文牧根据《火种》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父亲还安排剧组到由江抗36个伤病员发展起的部队体验生活,进行再创作。后来《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获得社会公众好评和良好反响。
1964年5月至7月间,《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后将此剧移植为京剧《沙家浜》。《沙家浜》一时唱红了全中国父亲的本意是想宣扬36个伤病员的革命精神,但熟知父亲经历的人都拿刘飞当剧中人物郭建光。父亲是一个从不愿意张扬和宣传自己的人。从此以后,他决意不再写有关他个人经历的回忆文章。后来，崔左夫多次请求给父亲写回忆录,父亲总是那句话:“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崔左夫最终未成心愿。
1984年10月24日,父亲在南京病逝。父亲生前常对我们子女说:“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房子、汽车、家具统统是公家的,连我人都是党的,我死后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父亲遗体火化前，母亲要求医护人员取出埋在父亲胸腔45年的弹头,留作纪念,以激励子女。我们把这枚弹头视作父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这枚弹头后被苏州革命博物馆收藏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