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脍炙人口的描写清明时节景象的《清明》诗，系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由这首诗，还演绎出了一些其他形式的诗或词，同样脍炙人口。如：
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又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些被民间演绎的诗词，足见杜牧的《清明》诗在民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杜牧《清明》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历来争议颇多，莫衷一是。目前，全国有六个地方都说自己是“杏花村”所在地：一是山东省梁山县的“杏花村”。据传《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常来此饮酒，素有“杏花飞霞”之称。二是山西省汾阳市城北15公里处的“杏花村”。村子小，人口少，除了耕作之外，都是酿酒的好手。三是湖北省麻城市歧亭镇的“杏花村”。当地酒店非常有名，有民谣曰：“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里有美人。”四是江苏省徐州丰县东10公里的“杏花村”。相传苏东坡任徐州知府时，曾到此劝农，有诗句“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五是南京金陵的“杏花村”。清人陈退庵有诗云：“江南春雨梦无痕，沽酒旗亭白下门；一自樊川题句后，至今人说杏花村。”六是安徽省池州的“杏花村”。《江南通志》记，池州“杏花村在府秀山门外里许，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得名。”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杏花村”只是一个泛指，不具体指哪个村落。其理由是“杏花村”是唐宋诗词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由此推断杜牧《清明》诗中“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应当不是具体的村名，而是泛指杏花盛开的村庄。
上述六处“杏花村”，虽然都可以和杜牧的《清明》诗拉上关系，但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毕竟只有一个。无论是哪种说法，看似各有道理，但若仔细推敲，又都有欠妥之处，其考证时所列举的史料、史籍均缺乏力度。笔者认为，杜牧《清明》诗中所指“杏花村”，也有可能是红安县杏花乡的杏花村，理由如下：
一是从文史资料上考证，并非空穴来风。《黄安县志》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之《卷二·坊里邨落·店》载：“九官店，距县十里，达麻城，宋、元邮传。北五里至杏花村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清同治八年（1869）《黄安县志》之《卷二·建置志·桥梁》载：“问有桥，距县一里，明天启甲子（1624）邑人耿汝念建，在杏花村口。相传……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故名。”清光绪《黄安县志》载“黄安八景”之一“杏墅春融”，文字是这样描述的：“杏墅者，杏花村也。去城东二里许，宋、元为豫楚孔道，今无车马喧矣。有古井，味甘冽；有桥曰‘问有’，村侧茅店几家悬酒帘，当旭日东升、夕阳西下、烟云万丈，不可拟议，村绣环交错，东作方兴时，荷蓑戴笠，锄雨犁云，一幅天然图画”。由于城区的不断扩展和城镇化建设需要，原位于红安县城东郊的“问有桥”已不复存在，但“杏花村”依在，红安县目前唯一的建制乡杏花乡也是因村而名。
二是从相关诗歌推断，杜牧到过红安。唐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至会昌四年（844）九月间，杜牧任黄州剌史。杜牧在任黄州刺史期间曾登木兰山（当时属齐安郡，今为武汉市黄陂区），并题有《题木兰庙》诗：“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杜牧从黄州到木兰山，必定经过红安，可以肯定地说杜牧是到过红安的。
三是从地理方位上研判，红安实有可能。唐代麻城系黄州属县，而当时红安尚未建县，位于红安县城郊东北的杏花村所在地属于麻城管辖。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县，割麻城的太平、仙居两乡20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黄阪的滠源乡8里甲，黄冈的上中和乡12里甲为新建县所属，定名新安县，不久改名黄安县。1952年9月，改黄安为红安。麻城所称的“杏花村”位于歧亭镇，离红安县杏花乡的“杏花村”两地直线距离也不过30公里，因上述两个“杏花村”当时同属麻城辖地，且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当时杜牧的具体行踪，所以杜牧当年去过的“杏花村”不能排除就是红安的“杏花村”。
四是从气候特征上分析，红安完全吻合。根据《杜牧年谱》，没有找到杜牧到过山西的足迹，也就是说不能完全肯定杜牧曾经一定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有关杜牧在汾阳遗迹多为民间传说。山西、山东均属于黄河以北地区，而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应是江南多雨的现象，不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气候。红安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清明时节遇雨的几率很大，这个季节冷暖空气在江南上空交锋频繁，时至如今每逢“清明时节”常是“雨纷纷”。
五是从民情风俗上判断，红安比较可信。当前都自称“杏花村”的地方，大都是产酒的地方，有的还盛产名酒。而杜牧写这首《清明》诗，应该是清明时节偶然所见，应景而发，并非为“饮酒”而来。1170多年前的那个清明节，诗人杜牧偶然看到的景象应该是：有人拎着酒壶去沽酒，正好碰着一名农村放牛娃问了一下路。诗中描写的“行人”均是清明节前去扫墓的人，而且还有“牧童”，所以此“杏花村”应该是在农村乡间，而非繁华市井，更非造酒作坊。即便“杏花村”卖酒，也应该属于普通民间酿酒。有意将“杏花村”与“名酒”产地联系在一起，难免有“借诗炒酒”的嫌疑。红安县农村老百姓素有用土法酿造小吊酒的传统，散装散卖，如若哪家来了客人，可以拎着酒壶“量钱沽酒”。
当前为何各地都在争夺“杏花村”之地名？因为“杏花村”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品牌，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红安如果在全域旅游规划设计、产品营销、景点打造等方面充分深入挖掘这一文化资源，就一定会做足“杏花村”文章，做强“杏花村”品牌。
徐立清
